1942年5月，杨家岭那间不大的会议室里诞生了一场历史性的会议和一篇著名的讲话——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场有关中国文艺发展道路的会议成为了中国文艺发展的新起点，《讲话》也书写出了“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延安文艺精神。

　　那年的5月已经定格在陈年日历之上， 70载岁月匆匆而过，时至今日，我们该如何解读薪火相传的延安文艺精神？为此，我们特意走访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的著者、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忠教授——

　　记者：回味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您觉得延安文艺的精髓是什么？

　　刘忠：当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和“怎么为”，也就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这两个根本问题。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我们的革命工作和生产工作都离不开广大的“工农兵”主力军，所以《讲话》中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随着社会发展，历史变迁，人民的内涵在不断扩大，后来已经为1980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祝词》中“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主张所取代。但从根本上讲，都未脱离文艺的人民性，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怎么为”，它强调本着“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原则”，提倡和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投入革命斗争实践，创造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

　　记者：当年的文艺工作者是如何在延安文艺精神的指引下创作的？

　　刘忠：延安文艺精神除了强调人民性外，还有它的实践性。比如刚才谈到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当时更多的是强调传统的民间性，要体现出老百姓的生活，要能和老百姓的审美、爱好相吻合起来。所以当时是提倡和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投入革命斗争实践，要驻村、下乡、蹲点、下基层，和农民一起吃住、一起劳动。比如，丁玲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到了华北一个叫暖水屯的普通村子，真实而细致地描写了土改运动的整个过程。1946年夏天，党中央颁布了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丁玲响应党的号召，在河北怀来、涿鹿一带农村参加了近两个月的土改工作，后来，又先后两次去冀中体验生活，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土改工作中，并获得了丰富的素材。再比如，周立波为创作《暴风骤雨》，1946年10月随一支工作队到松江省珠河县元宝区参加了那里的土地改革，《暴风骤雨》的上卷写的就是东北松江县元茂屯1946年下半年土改初期的生活。还有，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都是作者亲自在农村劳动的过程中创作出来的，他们自己本身就是社员，他们经常在田埂间拿着本子来记录农民的语言。

　　记者：今天我们解读延安文艺精神现实意义何在，可以汲取何种养分？

　　刘忠：《讲话》对今天的价值和启示最主要、最核心的还是文艺的人民性，延安文艺座谈会孜孜以求的文艺大众化问题，也就是如何让文艺大众化，还有就是它所体现的社会生活源泉论这个思想。《讲话》中明确提出一切文学要来源于生活，但是艺术要高于生活，要有比生活更集中的主张。这种社会生活源泉论思想也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实践说、实践论。

　　延安文艺强调文艺来源于生活、来自生活，在当下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以及接地气、底层文学都是相吻合的。

　　可以说，我们的文学已经迎来了人民文学的收获期。今天的网络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将文学的人民性落到了实处，因为在一个人人都是作家、人人都是读者的时代创作，个体与生活贴得很近。当然，它也会存在某种粗弊化、表面化等问题，甚至出现“出位”、“博眼球”的现象，这需要正面引导。

　　延安文艺的这种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虽然在后来的理解时趋于僵化，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同于民间化，等同于草根性，甚至出现了某种概念化和口号化的问题。但如果把视野放宽，如果和我们文学文化中的民族性、思教传统结合起来，同时将世界文学的一些优秀成果吸纳进来，我想那也是对文学的审美性和艺术性的一种尊重。

　　记者：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如何在今天更好地践行《讲话》和延安文艺精神？

　　刘忠：讲话所期望的大众化在当下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实现，因为我们现在不仅有纸质文学，还有网络文学；有阳春白雪的精英文学，也有下里巴人的大众文学，还有迎合市场和消费的某种消费文学。今天网络作家创作的网络文学和精英作家创作的精英文学都可以相互碰撞，相安无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实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现在我们倡导文艺工作者“走基层”、“三贴近”也都是对文艺的人民性这一方向的践行，还有所谓的底层文学，抒写底层人民的声音，比如抒写打工者、低保户等群体，包括网络小说、手机小说、微博、电影电视等影视传媒艺术，《讲话》孜孜以求的大众化到了今天真正得到了实现，而且正循着更加开放、更加解放的情怀和方向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