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火热进行中，会内会外的舆论场中，国企改革正成为热点话题。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由民建中央、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共同提交的提案认为，当前迫切需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并建议征收“暴利税”。稍早时，由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更是直接提出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引发热议。而在更早的时间，经济学家吴敬琏再度对国企改革铿锵发声：现在的国企改革不仅没有“退”，反而在“进”，国企改革应该更好地执行党的十五大有关决定，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有控制权。所有这些，共同构筑起舆论“包围圈”，把国企改革推向聚光灯前。

　　国企改革为什么能引人关注？因为这是一个极具“黏性”的话题。从国企本身而言，国企改革关乎其本身的治理规范和资产运作效率，关乎如何更加高效地使用属于全民的公共资源，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从国企与民企的关系而言，则涉及到国企的进退是否影响民营经济成长空间，是否影响整个经济体的效率高低和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尤其是，国企经过十多年高歌猛进，如今已是庞然大物，其“举手投足”即会对经济生态产生影响。因此，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局”问题，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政府都广泛关注。

　　不可否认，近年来国企发展成就巨大，这包括世界500强不断涌现央企身影，国企营业利润令人惊叹，企业规模更是“富可敌国”。但是，现在有专业研究认为，这不过是上世纪末国企改革的红利，以及本世纪以来重化工业发展所提供的历史机遇使然。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改革红利正在慢慢消失。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通过研究发现，即便在发展的最好时期，国企从ROE（净资产回报率）、TFP（全要素生产率）到技术创新效率，均大大不如民企。

　　也就是说，国企通过与政府的“近亲”关系，以较低成本获得较多资源，却实现了较低的产出和价值。这与整个国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指向相违背。甚至有人认为：“发展方式转变进展不大，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因为国有企业处于粗放低效率的发展状态。推动国企改革，就是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因此，单单从经济领域讲，国企改革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但是，国企改革的热度，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透过国企的社会表现及其与消费者的关系，又向社会领域延伸。比如，我们能注意到，很多民众对国企容易形成这样的观感：很赚钱，有暴利，但富可敌国的背后，民众的民生支出并不轻松——公共产品“逢听证必涨价”，银行收费“扩容”且缺乏监管，油价“快升慢降”……显然，国企的爆发增长，并没有让其名义上的所有者——人民感受到相匹配的福祉，甚至有人批评“全民所有”成了“全民没有”。而在民生增压的背面，却是国企员工特别是监管层的高收入、高福利，乃至国企内部的铺张浪费甚至贪污腐化，这些都因中石化的“天价吊灯”和“天价酒”、中石油的豪华越野车，以及动车配件招标中的离谱高价一次又一次得到验证，从而加重了民众对国企的不满。

　　因此，国企要不要更进一步改革，或者怎样改，能不能改得更好，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话题，更是一个社会话题。它不仅关乎国企“主人”——广大民众的满意度，关乎社会公平正义乃至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更关乎人民群众对国企改革背后“主持人”的民心向背。它不仅关乎经济效率本身，更关乎建立国企盈利向人民输送福祉的畅通渠道这一社会公正的目标。

　　当然，选择怎样的改革路径，如何处理竞争性国企的产权，对关系国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如何加强政府监管和改善治理，都需要作出审慎安排。而改革要成功，根本上还有待于政府理顺自身与市场的关系，有待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