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次坐两个小时飞机回到城市，我就感到落差很大，仿佛我把他们丢在了后面。

　　● 农村两代人之间的碰撞，背后是无奈的社会现实。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他们必须分开。

　　● 年轻农民工一代，他们成长在信息化的时代，对权利和自由的理解更深刻。

　　● 也许春运在十年、二十年以后会消失，记录下特殊年代的一段特殊的故事，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　陆遥

　　范立欣，纪录片《归途列车》的导演，出生于武汉，曾在武汉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任新闻记者。

　　这决定了，他有一双关注现实的敏锐的眼睛。

　　近日，记者在杭州一所大学的放映会上见到范立欣。这个时节，春运是避不开的话题。“中国有上亿农民工，他们为城市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得到的回报却十分有限。我想让他们有自己的声音。这部《归途列车》，承载着对这个群体的敬意。”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回乡路上，两个年轻的农民工兴致勃勃地谈论起姚明，“民工们觉得，那是中国的骄傲。”范立欣说，其实，他们都是中国的骄傲。

　　Q：当初怎么想到拍这部纪录片？

　　A：春运是个载体，还有什么能比春运更能反映农民工的辛苦吗？2003年，我独自一个人跑到广东，到各个工厂找农民工，挨个儿跟他们聊。我很清楚地知道，一个农民工的身后会有很多的社会问题，如隔代教育、经济环境、社会福利等等，一个农民工的付出就是整个农民工家庭的付出。我希望拍成这个片子，让更多的人了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

　　我以前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做过记者，经常出差去农村。每次采访结束后，坐两个小时飞机回到城市，我就感到落差很大，仿佛我把他们丢在了后面。一个农民要想过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需要奋斗很多年，或者说很多年的奋斗都不够。每次想到这些，我都会很难过。

　　Q：影片中最难忘的场景是什么？

　　A：雪灾导致60万人滞留广州火车站的一幕，那一刻，我原有的冷静彻底崩塌了。他们每个人的焦虑，要乘以60万。再想到全中国的2.3亿的人，我的内心是无法承受的沉重。看到一个女孩背着大包行囊，被人群挤出时失声痛哭的场景，我忍不住流下眼泪。

　　这就是现实。她是那么年轻的一个姑娘，本该是无忧无虑做梦的年纪。但是她在那里站了几天几夜，因为她知道，一旦上不了车，就回不了家。她要是再想回家，就还得再等上一年。

　　Q：影片的英文名叫LAST

　　ＴRAIN　ＨＯＭＥ。你是不是想说，最后一班火车的终点，是他们魂牵梦萦的温暖的家？

　　A：要赶上最后一班火车，才能回家见到亲人。很多农民工远离家乡到异地打工，将孩子留在老家。每年他们跋山涉水，只求在春节时能与孩子团聚。

　　影片里，张昌华为孩子摆脱父辈的命运勾画了一条路：上大学，到城里工作。但恰恰因为夫妇俩常年在外打工，造成父女之间的关系生疏。农村两代人之间的碰撞，背后是无奈的社会现实。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他们必须分开。这返家的火车，就是千千万万农民工家庭甘苦的写照。

　　Q：在春运大潮里，你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A：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那一刻。我在人群里拍摄，突然前面有人倒下了，后边的人还在往前挤。以当时那种速度，我想我完了，我可能会死在这儿，还好有人冲上来把前面摔倒的人拉了起来。

　　我想，也许春运在十年、二十年以后会消失，记录下特殊年代的一段特殊的故事，是值得的。电影会让大家多些思考，对民工们多一点善意。曾经有人看了《归途列车》后告诉我，他不会再对身边的农民工大吼大叫了。能带来哪怕这一点小小的变化，也很好。

　　Q：片尾的字幕写着：“谨以此片献给所有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这背后是否代表了一种心愿？

　　A：工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让传统农耕式的家庭结构逐渐四分五裂了。在海外放映时，我不断告诉观众，“归途”是我想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家庭的未来到底在哪里，他们会回归到什么地方？农民工这个群体，未来在哪里？

　　从乡村到城市，父母在漂泊，农民工的子女也不由自主裹挟进来。一代一代，这种改变他们无法抗拒。我想通过描述一个中国农民工家庭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波折，去感受社会的真实。我会继续关注年轻农民工一代，他们成长在信息化的时代，对权利和自由的理解更深刻。他们更希望融入城市，这一点会和他们的父辈们很不一样。我非常感兴趣，他们未来的路会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