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自己，还能相信谁？

　　政府、专家及媒体等公信力受损，导致社会信任度不断降低，在一系列热点事件面前，老百姓成了“老不信”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了”——日前，突然曝出的“郭美美事件”，让多年来一直热心公益事业的张女士有些茫然无措。此前，无论是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还是甘肃泥石流，张女士都曾通过向红十字会公布的账号打款的方式参与公益。但现在，她明确表示：“短期内我是不会再通过红会这个渠道捐款了，因为在我心中它已失去了应有的信任。”

　　不只红十字会，近几个月，接连曝出的慈善总会“尚德诈捐门”、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等一系列与公益慈善有关的事件，都深深刺痛着社会大众的神经，直接导致了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降低，捐出的善款骤减。据中国公益慈善网公布的信息显示，“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大幅降低。3至5月，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总额62.6亿元，而6至8月总额降为8.4亿元，降幅86.6%。

　　其实，遭遇信任危机，慈善组织并非孤例。近年来，怀疑一切似乎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心理共识。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信任度不断降低的局面，关键在于作为社会情绪稳定器的公信力出现了问题。“公信力就是公众对公共权力及特定角色形象的信任度，体现了它们存在的权威性、信誉度以及影响力。”吴忠民表示，一旦社会公信力受到损伤，便会导致民众对负面消息的接受度不断提高，鉴别真伪的意识受到削弱，久而久之，便会造成较大面积的“信任危机”。

　　来自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监测显示，目前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信任危机，以政府、专家及媒体最为严重。

　　“从政府层面看，公信力损耗尤为明显。”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舆情分析师庞胡瑞指出，当前一些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面前试图封锁新闻和舆论，常常会进一步激怒公众，直接导致公众对政府发布的信息不信任。

　　此外，专家及媒体的公信力也同样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削弱。在山西等地发生的地震恐慌中，地震局专家一再被公众当做调侃对象。还有一些养生专家，更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通常情况下，政府、专家及媒体的信任危机并非各自孤立，它们往往都是拧合在一起出现。”庞胡瑞说，现实中，一些政府部门在应对公共事件上的非真诚表态，往往难以第一时间解除大众心中的疑惑，这时某些所谓的专家便会站出来通过媒体管道发表一些非公正的言论，试图平息民众的质疑，但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引发连锁信任危机。

　　“老百姓成了‘老不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吴忠民表示，公信力的构建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破坏起来，一夜之间就可能丧失殆尽。

　　“权威声音”为何被打问号？

　　社会转型期，原有的行事准则很多已无法适应社会新的发展态势。一些政府部门在公共信息的供给上“做得不够好、应对不恰当”，部分专家受利益驱使丧失了公正立场，影响了公信力

　　政府、专家、媒体，曾被视为最有公信力的群体，今日缘何信任不再？

　　“原有的很多行事准则，已经无法适应社会新的发展态势，民众的诉求也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差异，当‘供给’无法有效满足‘需求’的时候，公信力就会受到削弱，信任度降低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吴忠民认为。

　　“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在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上表现尤为清晰。从政府的“供给”看，其对公信力的重视程度仍显不足。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薄贵利表示，这种不足突出表现为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应对不恰当”。

　　“之所以‘做得不够好’，关键在于这些政府部门、地方政府，依然将与老百姓的关系定位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薄贵利说。当前，部分领导干部中间，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和特权思想，对老百姓通常说的多，做的少，或说而不做。很多地方政府在政策、措施的制定和执行上，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甚至还将机构自身的特殊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与民争利，从而引发民众不满。

　　“应对不恰当”则更多表现为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一些官员仍难以摆脱陈旧的思维模式，习惯于“捂”“瞒”的应对策略，不少地方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这常常使得民众因不了解事实真相而谣言四起，导致政府工作陷入被动。

　　在政府“供给”不足的同时，百姓的“需求”却在与日俱增。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对公共信息的知情权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尚没有建立完善的沟通协调机制。”薄贵利说。

　　相较于政府公信力问题上的“内外夹击”，专家、媒体，其公信力透支的背后，则更多体现着社会转型背景下，利益冲击面前的一种迷失。

　　改革开放以来，个别人依靠非正常手段富裕起来。吴忠民认为，正是在赚大钱、出大名的驱使下，部分专家急于求成，不再安心做研究，坚守学术良心，个别媒体也不再追求事实真相，而是沦落为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逐渐丧失了公正立场，“一旦失去了严谨和公正，专家、媒体也就失去了维护自身公信力的基础”。

　　受损的公信力，如何重构？

　　切实解决好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于损害公信力的做法实行最严格的处罚，提高失信成本；提高公众辨别能力，避免先入为主

　　“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因此重构公信力应首先从政府着手。”薄贵利建议，各级政府部门要真正从制度建设入手，切实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切实解决好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同时，加强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建设，增强公共政策的公平性。

　　此外，庞胡瑞也指出，重新找回政府的公信力，加大信息的公开力度，提升政府的透明度同样必不可少。

　　吴忠民认为，为了保证社会公众在面对重大公共事件时，能够获得来自专家、媒体及时、准确的信息和建议，也必须要从制度层面着手，建立维护其社会公信力的长效机制。一方面要建立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使专家媒体能够有说真话的底气，同时，也要建立必要的惩处机制，对于损害公信力的做法，实行最严格的处罚，提高失信的成本。

　　此外，薄贵利也指出，增强社会公信力，消除信任危机，也离不开老百姓自身素质的提高。目前，社会的焦虑情绪总体比较严重，很多人把怀疑权威作为一种情绪宣泄的方式，对于公权力总是会先入为主一概否定。因此，必须在全国上下大力开展公民教育，让更多的老百姓知法、懂法，切实提高自身的权益意识和谣言鉴别能力，确保能够对政府的行为和专家言论进行正确理解，不轻信、不乱言。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