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进入20世纪后，在全民族救亡强国的急切呼声中，整个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巨大的变革潮流。

　　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压迫下，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经济领域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许多浙江人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民族工业兴起。

　　近代工业的勃兴又促使近代金融市场应运而生。铁路建设及邮电事业的发展为城市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银行传奇

　　本报记者 叶玉跃 

　　中山中路261号，一家略显斑驳但依然气派的小洋楼一看就煞是惹眼。跟一般的砖瓦结构不同，小洋楼由乳白色大块条石砌成，条石雕花作装饰，栏杆、窗台、阳台均是黑色的精细铁艺，颇为考究。路旁一块被法国梧桐浓荫遮蔽的石牌上清楚地刻着小楼的身世。

　　此楼始建于1918年前后，1923年建成后成为省内标志性金融建筑——浙江兴业银行。这是一座三层西式古典式建筑，入口台阶两边是爱奥尼亚双柱式门楼，柱身是苏州金山花岗岩，建筑中部冠戴高突的圆顶，显得气势宏伟，堪称杭州早期金融建筑中的典范。

　　保路权 兴实业

　　100多年前，清政府为了贪图外商提供的浙赣铁路借款，出卖路权，激起了浙江民众的反抗，浙江的一批有识之士成立了浙江铁路公司。公司公开招募铁路股款，募得股款2300万元，是外商允诺借款的两倍。然而这么多钱存放在沪杭30多家钱庄，支取、保管、运用都成了大问题，于是1907年10月5日，浙江省第一家银行，也是全国第一家商办银行在杭州应运而生。银行取“振兴实业”之义，名之为“浙江兴业银行”。汤寿潜，浙江铁路公司的总经理，是银行的创办人，浙江铁路公司为银行最大股东。蒋抑卮，蒋广昌绸庄少东家，蒋家是银行大股东，蒋抑卮也是银行实际掌权人。

　　总行设在杭州，次年在上海、汉口设立分行。1915 年，银行进行大改组，把全行的行政和业务中心移到上海，改上海分行为“本行”（后又称总行，改杭州总行为分行）。叶景葵任董事长。

　　浙江兴业银行贯彻“信用为上”的方针，储蓄存款从1915年的438.5万元，上升到1926年的3312.1万元。在1918年至1927年五度位居全国各大银行之榜首。

　　浙江兴业银行为振兴实业而建，银行积极扶持兴办实业。如近代著名企业家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兴业银行一直将其列为重点放款户。兴业银行尤其关注国计民生急需的事业。1934年，兴业银行向当时国民政府铁道部建议，尽快修筑钱塘江大桥。建议被采纳后，银行积极筹措款项，邀请中国、浙江实业等银行组成建桥银团，共同投资200万元。在兴业银行发展的中后期，它还注重经营房地产业务。在旧上海的金融界中，兴业银行的房地产业务做得最大，到上世纪40年代末，拥有近1000幢房屋。

　　出私财 救银行

　　1911年，辛亥金融风潮席卷全国，杭州的票号全部覆灭，钱庄倒了一大片。只有浙江兴业银行侥幸渡过了难关。这得力于当时的一代浙商蒋抑卮从中艰苦奔走斡旋。

　　蒋抑卮（1874—1940）浙江杭州人。号鸿林，谱名玉林，字一枝，以字行，居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之一。业余好钻研古籍，尤以清儒音韵训诂之书为重。与鲁迅为多年好友，曾出资代鲁迅刊行《域外小说集》。家有凡将草堂藏书，大部为钱塘汪氏万宜楼旧藏，约5万册。

　　10月的一个早晨，一个银行职员慌乱地冲了进来：“请……请蒋先生马上去银行……”匆匆赶往银行的路上，蒋抑卮弄清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原来伴随着武昌起义的轰轰烈烈，社会上的一些谣言也不胫而走：汉口的兴业银行分行倒闭了，等等……谣言传到杭州，那些持有兴业银行钞票的人慌了，纷纷涌向羊坝头，终于酿成“挤兑风潮”。

　　赶到银行，蒋抑卮眼前所见，“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

　　浙江兴业银行发行钞票虽有十足的准备金，但银行的资金大部分放贷出去了……想到这里，蒋抑卮立即掉头往外挤。一定要想法子救银行。

　　情急之间，他叫来夫人，将自家的私财倾囊而出。不够。再冲进父亲的房间，说明银行的燃眉之急，要求整个蒋家“出私财以济急”。蒋抑卮像个上紧发条的铁陀螺，忘了吃饭，忘了休息，只知奔走旋转，利用蒋家的各种社会关系，多方调集现银。最后终于以自己的名义从两浙盐运使、湖州巨商周庆云处借到了巨额现银。

　　当一箱箱银元摆在了兴业银行柜台里，蒋抑卮惊魂方安，吐出长长的一口气来。撞门攀窗者，也纷纷安静下来，缓缓退去，中山中路上的人流终于改变了方向，挤兑风潮终于过去了。

　　此后的10余年，浙江兴业银行在全国私营银行中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它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储蓄银行被合称为“南三行”，是中国金融界南方的首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兴业银行的工业贷款大都成了死账。好不容易等来抗战胜利，却想不到，货币发行以天文数字激增，贬值速度不是一天贬多少，而是每分钟都在贬。兴业银行仅存的那点“保命钱”眼看着一点点贬值，直到成为一张张废纸。解放后，浙江兴业银行迎来公私合营，而它背后的故事却一直流传着。

　　纱厂蝶变

　　本报记者 叶玉跃 通讯员 郑越

　　要了解辛亥时期浙江民族工业发展的状况，杭州拱宸桥的通益公纱厂，是一个值得寻访的点。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来到桥西历史街区，中国刀剪剑、伞、扇博物馆伴随芬芳的古韵映入眼帘。

　　中国扇博物馆的陶馆长指着主馆后侧三间木石相间、造型奇特的醒目建筑，谈起了博物馆的规划。而主馆前伫立的一小段残墙和纪念碑显示，那三座厂房和脚下的这片土地，正是百年前标志浙江工业蜕变标杆的民族企业——通益公纱厂。

　　光绪十五年（1889年），吴兴大丝商庞元济和杭州殷商丁丙、王震元筹募40万两股本，向英国订购纺纱设备筹建纱厂。1895年，在杭州拱宸桥西的运河沿岸，一座汇集当时前沿技术的纱厂破土兴建，1897年竣工生产，开杭州近代纱厂之先河。

　　通益公纱厂堪称当时全省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最具社会影响的近代纺织厂，有纱锭1.5万枚，产品商标“麒麟”在杭州家喻户晓。

　　1914年8月，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假手远亲高懿丞以租赁方式将纱厂改组为鼎新纺织股份公司。鼎新公司开办至1928年，最高时年产棉纱12000件，有工人1830人，是杭州最早使用电动布机的厂家。1929年1月，上海三友实业社收购通益公纱厂，更名三友实业社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制造厂，建成有纺纱、织布、印染、漂整的联合工厂。

　　据1937年3月29日的《浙江新闻》刊载，三友实业社杭州厂有职工1600人，年产西湖毛巾50万打，布匹10万尺，该厂出产的“三圈”牌西湖毛巾和棉纱风靡一时。解放后的1954年6月，杭江、长安两纱厂并入该厂，实行公私合营，并改名为杭州第一棉纺织厂。1959年，并入浙江印染厂的棉纺厂改名杭州第一棉织印染厂，成为杭州尽人皆知的“杭一棉”。

　　百年前的浙商故事，今天听来仍然激动人心。

　　现在，置身旧厂区，早已听不见纺纱机器的轰鸣，也看不到头戴白帽，挽着袖套的纱厂工人忙碌的身影。

　　饱经岁月洗礼，从建厂当初一直留存下来的，只剩下三间库房和一栋红砖堆砌的小楼。“京杭运河申遗期间，为了保护运河周边上世纪民族工业遗址，杭州市政府从香港査氏集团返购‘杭一棉’厂房，扇博物馆就是在这片厂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扇博物馆馆长助理邵福彪向记者介绍说。

　　“博物馆筹建时，我们惊奇地发现通益公纱厂当时的1至3号厂房和附近的红砖办公楼被非常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根据考证，搭建厂房使用的木材均为美国红松，连接厂房房梁、梁柱的金属铸件全进口自英国，建筑质量相当高，就算在今天，也可以继续为人们使用。”

　　从建筑遗迹看当时纱厂的繁荣，陶馆长感触良多：“许多艺术家和设计师来转过之后都说这片厂房很有味道，从现代人的审美眼光来看，这百年前的锯齿形设计也显得很前卫。同一时期外国的厂房都是用混凝土建造的，而通益公纱厂的厂房却秉承了中国建筑的传统，采用了较多木结构设计，中西合璧，别有一番风味。”

　　陶馆长边走边告诉我们，建馆施工时，还挖到了工厂使用过的地道、地沟，它们从厂房直接通往运河，方便产品运输。

　　据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记载，辛亥期间，在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阶段中，商办棉纺织工业的进展较为引人注目，在1895至1913年间陆续设立的549家工矿企业中，按工业部门分类来说，纺织业的家数（160家）和资本数（3024.6万元），都是首屈一指的。近代不少著名的实业家，如张謇、严信厚、荣宗敬等，都是靠办纱厂发迹致富的。在当时，中国棉纺织工业的盈亏，一直是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盛衰的重要指标。　

　　作为当时浙江省最具社会影响的三家民族资本开办的近代棉纺织工厂之一，通益公纱厂是杭州近代民族轻纺工业创建、发展的实物见证，也是杭州拱墅地区近代工业区形成、发展的奠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