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美元有可靠之锚，否则人民币不能以美元为锚。

　　避免最糟糕的组合

　　财新：中国2010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超出了大多数人年初的预计，你对此形势以及目前的政府对策如何评价？

　　周其仁：理论上可以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胀必定与货币超发有关，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过度发放的货币现在已经显示出很大的副作用。但等大家形成统一认识并不易，所以处理通胀问题往往显得滞后。

　　同时还应该看到，通胀又不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有商品或广义的资源供应入市，则价格当可回落或平缓。增加商品或资源供应，可以有很多选择，比如，应增加有质量的服务，如医疗、教育等。

　　财新：被动超发货币是中国经济通胀之源，这个应该怎么理解？

　　周其仁：人民币盯住美元，导致中国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后，人民币又面临“被动”超发的新挑战。

　　1997年至2005年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8.27，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动用8.27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7元“高能货币”转入银行系统，再乘上四至五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贷款总额就是40元人民币上下。这就是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人民币币值稳定屡出情况、宏观调控压力不断，皆因此而起。

　　财新：中国央行超发货币较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但以往发行速度也不低，然而人们并没有体会到明显的通胀，这是为什么？

　　周其仁：从货币数量论来看，不论上世纪40年代末的恶性通胀，60年代初在严厉的物价管制下顽强地以“短缺”形式表现的通胀，又或者是改革后数次两位数的通胀，凡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涨，都可以从货币存量大幅增加的事实中找到原因。

　　以往通胀没有变成现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货币化，可以在给定货币量的条件下，增加货币需求，从而对物价上涨产生抑制作用。中国还远远没有充分释放市场化的潜力。诸多后果之一就是难以平衡不断被动超发的货币。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最糟糕的组合，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财新：如今，不仅中国货币超发，人民币所盯住的美元也在主动超发，去年11月刚刚出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Ⅱ），导致中国汇率政策面对的局面更加复杂，这种情形下，重建金本位的建议再次出现，你认为是否可行？

　　周其仁：倘若各主要国家的货币都受到黄金的约束，金融麻烦当然少得多了。以QEⅡ为例，如果还是19世纪80年代的经典金本位，主要西方国家的货币直接就是黄金量的表达，那么除非美国财政部突然多出一大块黄金储备，否则伯南克就算有天大本领，也发不出6000亿美元来购长期国债。若是在承诺以金为本的货币制度下，例如1971年以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联储也不容易如此宽松货币，因为持有美元的各国，不但可以口头问责，还可以凭券到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看看山姆大叔的承诺究竟值多少钱。

　　金本位也根除了汇率战。既然各主要货币都以金为本，或与承诺金本位的货币以固定汇率相连，那就无须做什么动作也可维系汇率的稳定，国际间又何来汇率纷争？

　　简言之，金本位有效约束各国政府对内乱抽“通胀税”，对外通过操控货币汇率以邻为壑，当然是上佳的货币制度。然而，实际的货币制度取向，似乎服从“两痛相权取其轻定理”，即：货币和物价不稳定的痛苦更大，货币制度就向金本位靠近；经济调整的痛苦更大，则向易于放水的货币制度演变。

　　麻烦在于，虽然全球化把主要经济体联成一气，但与各国经济的“痛点”尚有不小的距离。缺乏对不同的痛点加以权衡的大体一致的感受，全球重回金本位的难度极大。

　　财新：既然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前景未明，人民币应当作何选择？

　　周其仁：选锚之举为的是维系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无论怎样打算盘，人民币应该择善而从。以历史教训和货币掌门人为锚的货币，还不足以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倘若能与一个客观的、“非人格化”之物挂起钩来，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才能有不受人事变化影响的制度保障。

　　在此意义上，选物为锚不失一个可靠的办法。选什么呢？石头太重，虽然弗里德曼给我们讲过石币之岛的精彩故事。黄金白银不够，历史并没给人民币留下贵金属储备。

　　当然也可以选一个外国货币或一组外国货币来挂钩。不过论及以外币为锚，不免让人唏嘘，因为要赶上一个好时机也殊为不易。以美元为例，人家响当当就是黄金的时候，人民币还没有问世。如今，除非美元有可靠之锚，否则人民币不能以美元为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