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能形成广泛共识的发展模式，一定不仅指向物质的丰富甚至科技的进步，它固然代表了经济的发展，或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善，但背后无不与一定的观念和文化相关，并且正是后者，构成了这个模式能否存续的关键。

　　●说到底，在将要到来的新的五年、十年，中国能否成为真正的大国，端赖能否向世界解释自己提供了什么新的价值观，对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做出了什么新的贡献。

　　新世纪的又一个十年来到了。在将要到来的十年里，尤其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成长中的中国一定会面对更多的问题，经受更多的考验。如何在对内做好社会治理与重建工作的同时，对外宣示和谐世界的理念，进而塑造一种真实的中国观，以化解误解，促进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回顾上一个十年，世界重心的东移和全球实力向新兴国家倾斜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其间，中国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但与此同时，一些人开始疑虑或唱衰中国。在对这种实力转换所作的即时应对背后，可以隐约看到一种普遍而深刻的焦虑——担心中国的发展真能构成一种模式，并形成足以取代西方世界的价值共识。只要看看各国媒体对“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的讨论，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

　　这就提醒我们，一种能形成广泛共识的发展模式，一定不仅指向物质的丰富甚至科技的进步，它固然代表了经济的发展，或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善，但背后无不与一定的观念和文化相关，并且正是后者，构成了这个模式能否存续的关键。中国的发展就是这样与所承继的传统密切关联的，因此这种发展倘未能伴随对自己传统和文化的发扬，对这种文化之于文明进步的有效性的解释，必不能使人心悦诚服，并不足以消除世界对所谓“重商主义”的揣度与误判。

　　不能不指出，对这一点，我们过去注意得不够。尽管随着国力的提升，一系列重大活动的举办，中国文化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了传播，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一些特定标识与符号，更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熟知和喜爱。但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说已向世界解释清了中国何以能维持高速发展的原因；对这种发展的最终目标，以及将给人类带来怎样深刻的影响，更少有清晰有效的说明。也正因为这种观念与文化层面的问题没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许多的政策公关与宣示，特别是以政府为目标的公关宣示，常常效果不如预期。

　　所以，如何在观念上破解世界的疑虑，解释中国的意图，更自信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未来仍需作更多的努力。尤其是针对上述来自不同经济体、文明体的误解和揣度，应切实加强对中国传统智慧与核心价值的宣传。应该让世界明白，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不仅是基于政府的现实考量，更是植基于中国文化的必然选择。或以为在西方世界，找不到可与“和谐”一词相对应的表达。但我们相信，经由对“政令出而民悦谓之和”、“礼之用，和为贵”，以及“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传统思想的意义开显，这种文化所体现出的由追求“天和”、“人和”而致“丰长而物归之”的平和与包容，完全能让讲究“社会秩序”和“均衡整合”的西方人接受，并完全能使其在体认中国文化决非截然外在于西方传统的同时，看到它与人类基本人性与价值理想的相关性。

　　当然，为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应改变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要善于用别人理解的方式，作理性平和的沟通。法国人魏柳楠在谈及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时，曾专门指出过这一点。其实早在2008年底，李长春同志在央视建台50周年庆祝大会上，已谈及如何“贴近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以改变外宣工作与中国国际地位不相称的问题。鉴于传播能力的建设，尤其是隐在的、与价值信仰相关的文化传播能力的建设，事关中国国际影响和软实力的提升，事关中国与世界有效沟通与信赖关系的建立。如果只是固守老观念老办法，简单宣示立场，单向输出意见，这对超越于各国政府之外的更广大的目标受众而言，显然徒劳无益。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们所谓自信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并不意味着要用中国文化的优势与特长去覆盖别人，或藉中国文化的固有特点来回避质疑。相反，我们既反对一切“文化霸权主义”，相信任何文化都有“在地性”。中国文化是在西方的规范与影响之外独立发展成熟的，相较于过去那些依赖强权和战争崛起的大国，它是唯一采用和平方式崛起的国家，因为它的文化从来就体认到，如丧失对一种基本原则的信仰，有时国力的强盛适足以消弱其道义的影响，此所谓“行王道”而“施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另一方面，也拒绝任何的“文化部落主义”，认同“如果只知其一等于一无所知”这一人类认知的基本事实，认同文化的价值不仅在思想的创造，也在意义的诠释与交流，由此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识见更宏通，并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沟通不同文化的通衢，然后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既得以施展地缘政治抱负，又真正实现全方位的崛起。

　　回到几个世纪前，对中国的发展潜力有天才般预见的莱布尼茨曾指出，在生活伦理与治国学说方面，中国文化有着令西方文明相形见绌的优长，他并期待中西方“相隔遥远的民族，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以便“共同点燃我们的智慧之光”。有鉴于当今世界，有普适性的价值与思想多来自西方，这绝对应该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交流比之任何其他东西更容易为人接受，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诚如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所说，意识形态和道德是一种“节约机制”，它可以减少“制度的耗费”。文化作为人类在知见上得以和平相处的最大公约数，其入人心者深，化人心者远，正是这样一个节约而有效的机制。当我们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我们所强调的自信中，应该能包含这种相互学习和共同成长的胸怀。

　　说到底，在将要到来的新的五年、十年，中国能否成为真正的大国，端赖能否向世界解释自己提供了什么新的价值观，对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做出了什么新的贡献。我们输出多少彩电冰箱，都不会创造思想、储存价值，但一种文化的宣示，却大有益于中国获得世界的理解与尊重。瞻顾人类发展的历史，无论是梁启超的四大文明古国说，还是斯宾格勒的八大文明体系，乃或汤因比的二十一个文明学说，中华文明都是独立发展时间最悠长的文明体。这个悠久的文明和它所凝聚的文化，如今需要在与世界的对话和交流中发展。

　　今天的中国，早已经不再是“中国之中国”，甚至不是“亚洲之中国”，而是“世界之中国”，文明与文化也早已经过了“被迫交往”的时代，由“自发交往”走向“普遍交往”。我们应在这样的背景和前提下确立文化自信，然后勇敢而稳健地走出去。相信在这种勇敢稳健的行进中，中国终将拥有更大的战略选择余地，并在塑造世界未来的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影响。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