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剑明 

　　每每读到一些文学巨匠的传记，心中总是生发出阵阵感慨：被人误以为轻松潇洒的写作这个活儿，想不到竟是如此艰辛，甚至苦不堪言。

　　诗人臧克家在《我的诗生活》中，自称是“诗囚”。他说：“我好沉思，苦思，整个的心为着诗跳动。走着想，醒着想，同别人谈着话也在想。有时，思想像枯涸了一样，人也变成了呆子，人家同自己说话，唯唯诺诺，然而说了些什么，我真不知道。想，想，想，一直想到头晕，眼黑，呕吐；于是病倒了，吃救急水，用针‘挑’——睡过一觉，好了，然而人疲惫得好似生了一场大病……”

　　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把自己喻为“驴子”。1852年，他紧张创作《包法利夫人》时，曾给高莱女士写信倾诉自己的艰辛：“整整15年以来，我和驴子一样地工作着。我把我的热情全关在笼子里面，除非为了解解闷，才走出去瞭望瞭望……”20年后，他在创作长篇小说《布华尔和贝居宪》时，又把自己比喻成“傻子”和“疯子”。在给翟乃蒂夫人的信中，他说：“要写这部书，我必须读许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化学、医学、农学……如今我正在读医书。然而只有傻子，只有疯子，才想去写这样一部书！”他边创作，边读书。当小说完成时，他已足足阅读了各种门类的书籍1500多册！福楼拜创作时的艰难状况，莫泊桑有过这样的描述：“低着头，脸上额上都是汗水，就像竞技场上的竞技者一样，身上的肌肉都为之突出！”

　　俄国大作家果戈理说自己在艺术生涯里“仿佛一头左冲右突的狮子”。他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创作，个人生活则是无比的乏味和沉闷。他每天一早就起床写作，晚上直到两支蜡烛都燃尽了才休息。晚年时的果戈理感叹自己“简直像一个苍白孱弱的幽灵似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果戈理常有写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他和他的朋友索洛古勃伯爵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果戈理：“写呀，给自己立一个每天哪怕在写字台前坐两个小时，强迫自己写作的规矩。”

　　“可是实在写不出来怎么办？”索洛古勃顶他道。

　　“没关系。您就拿起笔写道：‘今天不知道我为什么写不出来？’‘今天不知道我为什么写不出来？’‘今天不知道我为什么写不出来？’……就这样一直写下去，写腻味了之后，就写出来了。”

　　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夫人在日记中记载，托尔斯泰在创作时常常烦躁不宁。在谈到创作的甘苦时，托尔斯泰说：“只有当你每一次浸下笔，像把一块肉留在墨水瓶里的时候，那时你才应该写作。”

　　另一位俄国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则说，他“即使写一篇极短的小说，也像一个不熟练的挖土工，像一个必须靠自己的力量铲除珠穆朗玛峰的人。”

　　不少作家可以接受别人对他的作品评头品足，但无法容忍说他的作品轻而易举。现代作家何其芳曾说：“一篇两三千字的文章的完成，往往耗费两三天的苦心经营，几乎每个字都经过我的精神的手指的抚摩。”当见到一篇评《画梦录》的文章说：“然而尽有人如蒙天助，何其芳先生或许就没有经过艰巨的挣扎。”何其芳愤怒了，他抨击说：“我不胜惊异！少有人知道我是如何迟钝，如何枯窘……”

　　在我们这个“文学大师”、“著名作家”多如牛毛的年代，能寻找得出几位如同“诗囚”、“傻子”、“驴子”那样精雕细刻着自己的每一件作品，一滴一滴地为之耗尽心血的作家？在每年新出的数十万种图书中，又有几本是可以留之后世的“大书”？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懂得如何守住自己的境界和底线。那些感情苍白、言语无味、粗制滥造、如同垃圾的“大作”、“力作”，我看不出也罢——至少还可为低碳、环保作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