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帆 

　　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四大建设”后，不少企业跃跃欲试。为此，记者专访了省社科院调研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应焕红。

　　记者：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浙江民企能否在“四大建设”中发挥作用，求得自身的发展机遇？

　　应焕红：浙江经济的主体及特色是民营经济，其中中小企业占了大部分，这个特点对浙江经济社会30年来快速发展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但“猴子”能称“大王”的山上，肯定没什么“老虎”。相对上海、广东、山东、江苏等发达兄弟省市，浙江经济目前表现出的“短腿”，就是缺乏一批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支撑带动作用的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缺少“四大”的引领和带动，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化程度就比较低，特别是在出现经济危机或竞争加剧的局面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就不足，经济起伏的隐患会逐渐加剧。

　　如何从民营经济占主导这一基本省情出发，积极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融入“四大建设”之中，既是推进“四大建设”题中之义，也将是浙江“四大建设”的亮点。从浙江民企集聚的产业和生产的产品看，浙江民企主要集中在一些制造行业，产业定位不高，但市场大；科技含量不高，但总量规模大。这意味着，浙江民企若要借助“四大建设”的机遇谋得新的发展，就必须转型升级。

　　记者：在“四大建设”上，国内其他省市，特别是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省市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做法，呈现什么特点？

　　应焕红：从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省市推进“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具体情况看，其所有制结构上以国企、外企为主；行业结构上以新兴产业、高科技行业、重化工业为主；同时项目审批严格、准入门槛较高；产业结构上一般也不引入日用消费品生产企业。比如天津的滨海新区，落户了空客、中航等重大先进制造业的航空项目近20个，中外航空巨头云集，项目基本由国企和外企主导。这些特点，当然跟这些省份原有的产业发展基础、企业构成有直接关系，可以说是因地制宜的结果。可以说，兄弟省市“四大建设”的模式，与浙江民企占主导的经济结构，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处理得好，可以变为浙江推进“四大建设”的机遇和优势；处理不好，生搬硬套，则有可能对浙江民企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

　　记者：什么是“挤出效应”？这对浙江民企参与“四大建设”有何影响？

　　应焕红：经济理论和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增加政府投资、扩大支出，可能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在经济学的分析中，“挤出效应”被用来描述政府支出增加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公共开支的增加导致实际利率上升（或阻碍了利率下降）,从而使私人投资和消费的信贷成本提高，不同程度挤出私人投资。显然，“四大建设”将使土地、资金、市场等区域要素资源趋紧，如果浙江“四大建设”仍然把更多的优惠政策向大型国企、外企倾斜，不积极吸引、引导、鼓励中小民企参与“四大建设”，中小民企的“不公平感”会进一步加剧。

　　记者：浙江“四大建设”的特色、亮点是什么？

　　应焕红：民企应成为浙江“四大建设”的亮点。民本型区域积极发展模式是浙江经济的重要特点。“小企业、大协作”、“小区块、大产业”、“小资源、大制造”、“小资本、大经营”在新时期仍有其优越性。浙江的“四大建设”应注重浙江经济的现实条件和基础。与兄弟省市比，浙江在“四大建设”中，要重视并推动民企融入建设进程，促其转型升级，走出一条有浙江特色的“四大建设”之路。基于上述考虑，政府应致力于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的市场和环境。要制定有利于引导民企参与“四大建设”的政策与渠道，要降低行业进入门槛、鼓励兼并、鼓励民企转型；要积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细化鼓励民资的“新36条”相关政策并真正落实到位，消除一些行业难进入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

　　对民企自身而言，“四大建设”战略的实施，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民企应转变观念，顺势而为，把握“四大建设”的契机，积极融入其中，走精细化、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的道路，带动民企竞争力的提升。经过多年发展，众多浙江民企成长性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向大企业发展的实力，因此，要抓住“四大建设”中国内外大企业落户浙江的机遇，从配套服务做起，加快与大企业的战略合作，抓住机遇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