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家家点火、村村冒烟的农村工业化助推了浙江经济的腾飞，但也留下“低、小、散、弱”以及环境资源瓶颈约束等不足。在国内外环境发生巨变的今天，浙江已尝到路径依赖和低端锁定的苦涩。打造大产业，需要浙江再次自我扬弃。 

　　嵊州人曾自豪地声称“给地球系上了领带”，然而这个世界最大的领带生产基地，近几年却面临着从上游到下游都被别人掌控、产品附加值低的苦恼。

　　这种苦恼存在于浙江多个行业。即使是光伏这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不加快创新步伐，提高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建立品牌优势，也难免重蹈传统制造业低端生存的覆辙。

　　从份额到价值

　　“量都做到天花板了，可利润还在地板上。”在嵊州市，这是从政府到企业谈起领带产业时常说的一句话。

　　嵊州市最大的领带生产企业之一、巴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耀告诉记者，目前嵊州领带还只是赚取中间加工制造环节的利润，在从原料到终端产品整个利润链条上，只占10%的比重。

　　上游原材料成本的波动始终卡着脖子。嵊州领带每年真丝用量达7000吨，其中95%需要在外地采购。就在今年7月，丝价已从去年的每吨24万元突破了30万元。

　　嵊州领带行业协会秘书长周庆余算过，丝价每吨上涨1万元，每米面料增加4元成本，每条领带成本增加0 .4元。

　　在上游成本挤压的同时，下游销售缺乏价格话语权。大量订单掌握在中间商手中，高额利润被截留。金耀告诉记者，以一条嵊州领带在国际市场上销售30美元测算，国外终端品牌企业在商店中销售赚取15美元，拿到品牌经营权的中间商赚取12美元，只给本地生产企业留下3美元的出厂价。

　　面对上挤下压，嵊州领带不得不考虑提价。自2008年以来，嵊州领带行业协会先后两次提价：一次是在2008年每条领带涨价0.1美元；一次是今年5月，每条再涨0.1到0.25美元不等。“这两次提价难度极大，对内需要统一企业认识、终止价格战，对外同国际采购商斗智斗勇，最后也只是保本微利。涨价10美分都这么费劲，再想吃这碗饭就必须换换脑筋了！”周庆余说，“嵊州领带产业要继续做大，一定要从注重市场份额向提高产品价值转变，要瞄向另外90%的提升空间。”

　　量不大，利润却很高，在世界上就有范例。同嵊州一样，意大利的科墨市也是该国的“领带之乡”。科墨用于制造领带的手工绘制丝绸面料，每种款式只印100米，但每米价格却以百欧元计。近五年间，科墨市虽然还是领带主产地，可大部分加工环节已转移到嵊州，而提供设计、持有品牌的科墨领带商却拿走了大部分利润。在国际市场上，科墨的领带一条可以卖到上百美元，嵊州的领带最多只能卖几十美元，即使在这几十美元的价格中，嵊州领带企业赚取的加工费也只有几美元。　

　　这是一种彻骨的“痛”。

　　9月，金耀远赴四川省，与当地政府洽谈设立蚕桑生产基地事宜。目前，由巴贝等10余家龙头企业组建的两家物流公司，在西部地区建立蚕桑基地98万亩，全部投产后每年可向领带产业和国内用丝单位销售白厂丝7800吨左右。

　　在下游，当地政府拿出专门资金鼓励进军终端市场和品牌运作。浙江丹鲁依服饰有限公司利用欧洲经济波动的时机，同国外品牌公司合作，在东欧创办一家终端销售业务公司。巴贝集团收购了意大利一家领带设计企业，并抓住国家扩大内需的机遇，仅用1年时间就完成了在国内设立600家专营店的目标。

　　全力向上游与下游拉伸，同时整合产业链，提升研发“短板”。华业丝绸等3家面料后整理企业原本是竞争对手，却重组成为嵊州市最大的领带后整理企业，掌握了该市90%相关业务。与此同时，一大批领带生产企业则把后整理业务从企业剥离。巴贝公司投资6000万元，成立领带服饰设计研究院，目前30万种花型图案的领带花型DNA研究库和电子图书馆已建成；麦地郎集团投资2500万元的数码面料花型设计研发中心也已启动……

　　记者观察：

　　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没有话语权，是浙江不少传统块状经济的软肋。过去，靠低成本、低价格、量大，靠几乎无代价地消耗环境资源，能赚取一笔不菲的加工费；现在，低成本优势不再，土地、环境、能源等约束凸显，这条路走不下去了。在全球进入产业链竞争的今天，传统产业要打开新空间，需要在完善产业链的环节上下功夫，在产业发展的“短板”上下功夫，要努力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跃升。

　　有所为，有所不为

　　“海康威视”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二研究所的研发人员，最近忙得够呛。他们研发的杭州市电梯安全运行物联系统即将投入应用。该系统遇到有人受困电梯，信息可直达杭州市质监局指挥中心，使被困者及时获得救援。

　　“海康威视”是杭州高新区物联网龙头企业。目前，该区已集聚物联网领域企业超过100家，技工贸总收入超过150亿元。

　　在高新区，一个约1.4平方公里，以感知城市、紧凑城市、智慧城市、低碳城市为设计理念的全新园区——浙江省物联网产业核心区年底即将动工兴建。其北邻“奥体博览城”、西靠滨江区政府、南接萧山区及杭州汽车客运南站、东连萧山机场。同时，地铁1号线、6号线与产业园地块相连。

　　“我们将坚持高端发展、联动发展、集聚发展，逐步构建集生产、研发、推广、投资于一体的物联网产业链。”杭州高新区有关负责人说。

　　高新区还有更高远的目标：重点扶持物联网、光伏太阳能、电子商务、文创产业，培养和发展1个千亿元级、2至3个500亿元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除了拥有国家级高新区的各项扶持政策优势，杭州高新区最大的底气在于人才。目前该区高新技术企业有488家，占全省22%，更有马云等一大批在全国产业竞争中具有话语权的人才。

　　按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高新区计划今后主要吸引和培养三类人才：高层次领军人才、基层年轻科研人才以及具有创新意识的创业人才。杨立友，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博士研究生，就是抢来的“宝贝”。他与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合作创建了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曾在国外从事高端研究的于平荣也扎根杭州，成立普尼太阳能(中国)有限公司。高新区还推出了“5050计划”，即5年内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创业人才50名，年技工贸总收入超千万元的留学生创业企业累计达50家。目前，全区共有海外回国创业人才680余名，其中170人以上具有博士学位。

　　产业政策体系正不断完善，40条产业扶持政策修订和出台，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仅2009年，该区用于产业扶持和兑现各类奖励的资金达到10亿元，先后建成国家软件、集成电路设计等10余个公共技术平台。

　　下一步，在现有12个国家级产业基地的基础上，杭州高新区还将再规划建设中国互联网经济示范区、白马湖生态创意城，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差异化、专业化的服务。区财政每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不低于对全部产业扶持资金的80%。

　　记者观察：

　　对经济发展中政府作用的理解，已经开始由以往“浙江模式”中的“无为而治”发展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真正在资源与环境约束下，最有效率地推动工业化进程。对于浙江来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面对阻碍产业突围的种种制约：部分新兴产业规模偏小，产业链不完备；高端人才缺乏，核心技术依然不足；发展布局分散，集聚化程度低等。这就迫切需要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加以规划引导和政策引领，提供要素支撑，尽快形成新兴产业集群。只有加快培育形成具有空间集聚规模优势的大产业，才能真正带动经济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