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子 

　　昨晚，北京，巴菲特、盖茨在对中国慈善力量的称赞中，与中国数十位企业家完成了一顿孕育已久的慈善晚宴。

　　此前一个多月，无论张罗饭局的主人、被邀请的宾客如何淡化这顿饭，它始终都吸引了众多围观。尽管“巴比”二人声称不劝捐，但仍有不少人将被邀的中国企业家放入“参不参加晚宴=愿不愿接受劝捐=够不够慈善心肠和责任”的另类等式中，引发争议。

　　显然，此前的劝捐压力被夸大了，媒体称当晚“巴比”二人实际并没有劝捐，而是在无压力中与宾客进行了互动交流。但之前，舆论紧盯着到底谁拒绝了晚宴，并将其解读为对某种责任的躲避，甚至进行道德审判，这背后有着转型期社会贫富分化积累出的种种不满情绪。这种情绪有转化为强力期待的冲动，因此希望富人多捐款。这多少也有现实性。不过，倘若将这种情绪过多地绑缚在本是建立在自愿原则上的慈善的“马车”上，恐怕并不能助推社会阶层间的良性互动，反而有可能弱化对慈善本身的关注。

　　其实，中国人并不缺善“因子”，也不乏仁爱之心。讲求日常人伦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最高塑造目标就是“内圣外王”，而对每个个体的希冀则是行“仁义”。为什么普通人要行“仁义”？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恻隐、辞让、羞恶、是非之心，正是这四心孕育出人性的“善”。传统文化浸润下的漫长历史中，中国民间的仁爱义举不胜枚数。到了现代，尽管社会结构再造，社会观念多元，中国社会的友爱互助之洪流，并未停歇。在21世纪以来发生的非典、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事件中，国人迸发出的大爱、大善，至今仍令海内外动容。

　　中国迈开现代化步伐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市场经济充沛发展，由此才使得慈善补益公权机构的作用更加引人关注，建立现代慈善制度显得更为紧迫。现代慈善在中国与在西方并不处于相同阶段，双方企业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文化、与社会模式也不可并论。当然，国际先进做法有值得中国借鉴之处。随着民间财富的增加，中国理应博采众长，对利用现代慈善弥补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正和谐进行探索，但这种探索和实践应该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充分挖掘中国自有的慈善传统和文化。也许这才是中国现代慈善面临的更为根本的问题。

　　无论如何，“巴比”晚宴吸引了社会对慈善的充分关注。但愿我们能绕过晚饭，更多地关注慈善本身，循序渐进朝着制度完善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