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初秋，空气微凉。萧山湘湖畔的跨湖桥遗址博物馆里，那艘著名的独木舟残骸在被发掘8年后，依然进行着缓慢的脱水处理。正是这艘中国最古老独木舟的发现，将距今8000年—7000年的跨湖桥文化，引入人们的视线。

　　独木舟会不会不仅是艘内陆船，还是我国海洋文化的卓越代表？跨湖桥人种植的是水稻还是陆稻？遗址刻划符号如何解读？跨湖桥文化的来龙去脉是否已然清晰？……

　　虽然今年距离跨湖桥遗址首次挖掘已满20周年，人们对跨湖桥文化依然迷思重重。

　　“对跨湖桥文化的探究，方兴未艾。还有很多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认识。”在跨湖桥遗址第二次、第三次考古发掘中担任领队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说。

　　回首八千年，跨湖桥文化仿佛一场遥远的梦；穿越历史的长廊，人们追梦的脚步依旧执着。

　　在9月25日刚刚落幕的首届跨湖桥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60余名海内外学者，从各自研究的学科出发，尝试哼唱出这支在时空中潜逝又逐渐清晰的神曲。新的推想，让浙江人离跨湖桥先民的神秘世界又近了一些。

　　独木舟——

　　我国海洋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独木舟保护有脱盐的问题，因为独木舟里的盐分很大。她会不会就是一条海船？还是内陆船因为海侵被海水渗透造成的？独木舟里的盐分究竟怎么来的，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答案。”蒋乐平说。

　　独木舟发现后的前期研究，因为独木舟轻薄的体型，学者们一直弱化她与海洋文化的联系。然而，对遗址中的进一步分析以及越来越多的横向、纵向的考古研究，都指向跨湖桥独木舟作为海船的极大可能性。

　　从独木舟出土的情况分析，现场应该是一个与独木舟相关的木作加工现场。“独木舟通体光滑，原始的斧凿痕迹不明显”，可见是一条旧船，当时是支放在由木桩、横木构成的架子上，旁边还有些许木料、木桩、木作工具等，“并非处于制作状态”。

　　常思索独木舟高盐分问题答案的蒋乐平，最早提出这是“边架艇”修复现场的可能性。边架艇就是在独木舟的一边或两边绑扎木架，成为单架艇或双架艇。任何小船加上单架或者双架，在海上航行虽遇风浪，不易倾覆。而独木舟发掘现场的辅助木料的大小、体量也与独木舟舟体体积相匹配；独木舟船舷坏了，会不会更需要相适应的绑扎形式，以取得更好的航行效果呢？

　　与蒋乐平的保守推测相比，中国造船史学会会长席龙飞对于确认跨湖桥独木舟的“海船”身份，更为乐观自信。席龙飞早在河姆渡遗址发现7000年前的雕花木桨及大量海洋生物遗骨时，就设想过浙江先民的捕捞范围已经扩展到滨海的河口。而对后来发现的跨湖桥独木舟的研究，更让他兴奋不已。

　　“历史记载钱塘江与杭州湾演化变迁图显示，在5000年前，萧山区、绍兴市、余姚市一线，都处于杭州湾的南岸线。根据该图，这被磨得精光并致残的跨湖桥独木舟必定是航遍杭州湾，并进而出海漫游。是否可以说，跨湖桥独木舟和河姆渡雕花木桨，都是我国海洋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席龙飞说。

　　栽培稻——

　　旱稻比水稻的可能性更大？

　　从世界范围看，农业起源有三大中心，其中之一，就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粟、稻起源区，这里是中华文明的诞生地。而随着跨湖桥遗址、上山遗址的发现，长江下游在稻作农业起源中的地位，重新受到重视。很多学者认为，跨湖桥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就是水稻。

　　以民族考古学视角进行跨湖桥文化研究的学者张崇根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无论是考古发掘报告《跨湖桥》，还是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肯定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跨湖桥人已经有了栽培稻。根据测定，当时栽培稻与野生稻的比例是40%与60%。要讨论的是，当时人的耕作方式是水田稻还是旱地稻作，即跨湖桥人栽培的是水稻还是旱稻？他倾向于后者。

　　张崇根认为，从跨湖桥人的生计模式可以推测他们栽培旱稻。“据发掘报告可知，采集橡子等坚果是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此外还有菱角等。由此可知，跨湖桥人的生计模式不仅无法与后来以稻米为主食的良渚文化居民相比，也比不上马家浜文化中期以后的居民，可作为跨湖桥人栽培旱稻的旁证。”

　　他从栽培稻与野生稻的比例推测，跨湖桥人没有开辟专门的水田来进行稻谷栽培。因为水稻种植要求精细的管理模式，不可能出现大片野生稻。他说，跨湖桥人的农具只有一种“骨耜”，与云南景颇族的“申边”（把牛肩胛骨安上一个竹、木的直柄，做成铲子）、北美印第安人的“骨锄”类似，都是用来平整土地的，而不是直接用来翻耕田土。从使用的简单工具说明，跨湖桥人只能种旱稻，不是水稻。

　　这一观点受到了蒋乐平的质疑。蒋乐平认为，“采集橡子等坚果是跨湖桥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一说，没有提供足够的依据，“旱稻说”还有待商榷。

　　刻画符号——

　　记录占卜的数字卦象？

　　跨湖桥遗址中出现了刻有画符的木椎和有刻符的鹿角，引人遐想，而学界也无定论。

　　中国科技大学博物馆馆长张居中教授认为，跨湖桥遗址的符号是目前国内考古学界见到的最早的可能与数卦有关的符号类型。这种符号有可能是用于记录占卜的数字卦象。

　　如果上述推测成立，就可表明早在距今8000—7000年间，数卦系统就已经存在了。

　　张居中说，从目前已公布的考古资料看，距今8000年前后，淮河流域存在一个龟卜的文化传统，而除了跨湖桥遗址所出画符木椎和刻符鹿角外，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所处石棒饰和木质钻孔牌饰也很值得重视。特别是个别八十垱石棒饰也可由类似数卦的符号，结合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玉卦桶内置的玉卦签，使人们有理由推测，七八千年前的长江流域，是否已存在一个签卜的系统？跨湖桥遗址符号的发现，对进一步认识我国传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