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的时光不短也不长。对纽约曼哈顿区第七大道著名的745号而言，却似沧海桑田。

　　危机不期而至。两年前的9月15日，坐落在这里的雷曼兄弟——具有158年历史的华尔街第四大投行猝然倒地，伴随而来的是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大海啸。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年后的今天，当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隐忧时隐时现之际，许多人都在反思：是什么酿成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危机？

　　有人说，这场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根子在于创新过度；也有人说，是华尔街的过分贪婪使然；更有人说，监管不力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病由所在。

　　大乱需大治。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足有数尺厚、多达2000余页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法规出炉了！9月2日，欧盟就金融监管体系达成协议，全球首个带有超国家性质的金融监管体系——泛欧金融监管体系框架浮出水面。

　　亡羊补牢未为晚。美欧金融监管体系的空前强化，能让我们远离下一次金融危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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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一会三局”跨境监管

　　中国有句古话：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欧美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共同抵御金融危机强力冲击的进程中，欧美同气连枝的兄弟情分展现得淋漓尽致。

　　尽管泛欧金融监管体系的亮相比美国迟了近一个半月，尽管协议真正生效要等到明年1月1日，但这并不妨碍欧盟彰显追随美国同步加强金融监管的意志与决心。 

　　招商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姚亮表示，纵览欧盟金融监管改革，有两大亮点堪称夺目：一是与美国比肩而立，确立了分业监管与系统性风险防控的框架，为构建未来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提供了参考样板；二是在推进跨境监管方面取得突破，各方在让渡部分主权与长期金融安全这一问题上得以妥协，这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根据协议，泛欧金融监管体系实际上是一个“一会三局”的框架：欧盟专门设立了一个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对整个金融体系风险进行监督。由委员会负责制定一套统一的标准，对跨国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进行统一评估，并建立分级制度，以充分反映金融机构的不同风险级别。在委员会领导人的遴选上也是煞费苦心，确定最初5年由欧洲央行行长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以确保其具有足够的独立性和道德权威。 

　　同时成立的3个欧洲监管局，即银行业监管局、保险业监管局和金融市场交易监管局，则分别对应银行业、保险业和金融交易进行监管。3个监管局负责监督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执行欧盟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对这些机构发布指令或提出警告，并制定统一的规则和方法来协调各方行动。按规定，除在欧盟内运营的信用评级公司外，其它金融公司和交易活动的日常监管仍由各国监管机构担负，3个监管局并无直接的监管权，但后者有权在紧急状态下暂禁或限制某些有可能威胁到欧盟金融体系稳定的特定金融活动和产品，并可提请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发出永久性禁令。

　　全新的“一会三局”监管框架背后其实有着美国浓重的影子，它与美国改革后的金融监管体系极其相似，同样呈现出一种宏观与微观相兼顾的伞状结构。未来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是由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交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各司其职，这与欧盟体系中的3个监管局角色相仿；而由美国财长亲自牵头的跨机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则相当于欧盟体系中由欧央行行长担纲的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其目的都是从宏观层面第一时间发现风险积聚的苗头，并调用有效工具进行防控、扑杀。 

　　就某种意义而言，欧美金融监管框架的趋同反映了全球金融监管由松到紧的新轮回。一个典型标志即体现在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欧美监管均呈现出政府集权的倾向，从跨机构、跨境的层面对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进行实时、全方位监控，避免在危机面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另一个标志则体现在由以往的混业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转向。姚亮说，混业监管的特点是重效率轻风险，但金融危机发生后，混业监管的不足被急剧放大，当人们发现过度追求金融创新和利润具有相当的破坏力之后，由混业向分业监管的转变势属必然。分业监管是监管从严的一个信号，在支持金融体系为经济服务的同时，另一重使命是确保金融体系的发展不致扰乱经济。 

　　至于跨境监管，欧盟迈出的这一步勇气非凡，可以说是开创了全球金融跨境监管的先河。本轮金融危机已充分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资金和产品流向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风险的全球化。当一国危机轻而易举地演变成全球危机时，跨境监管的必要性不言而喻。不过，泛欧监管体系的建立也并非一帆风顺，之所以在长达一年多时间内迟迟未能“落槌”，主要是各国监管机构与泛欧监管机构之间如何分配权力，及泛欧监管机构是否会越俎代庖、侵犯各国监管机构权限等问题存在着明显分歧。经各方频繁沟通，分歧最终得以消弭，各方同意在赋予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相应权力的同时，附设了“防火墙”，即专门条款以防止委员会滥施权力；而3家监管局的选址也体现了这种良苦用心，原来都集中在法兰克福一地，现今改为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各认领一家，英法德“三驾马车”之间相互制衡的意味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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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最严厉“军规”遏制投机

　　身为金融危机的肇始地，美国因现行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重大缺失而殃及全球，显然有着常人难以言会的切肤之痛。因而美国在使出浑身解数稳定金融、经济的同时，竭力对肇发危机的根源，特别是金融监管制度的缺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在姚亮看来，美国金融监管的缺失有着深刻的全球化背景。过去20年中，世界经济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原有宏观经济运行方式和表现形式，构成了经济虚拟化和货币虚拟化特征。在此背景下，资产价格波动、银行运作模式、各类金融创新产品及其风险溢价等都出现了有别于以往的规律和系统性风险，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传导途径、作用效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和监管模式恰恰严重滞后于金融创新，金融风险评估度量工具不足、无视金融投机资本的道德风险、对资本市场与银行体系的联动监管缺失等“硬伤”，令金融风险无限积聚、放大，使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远超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加上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银行私有化的混业经营模式的国家，虽提高了金融企业的效率，同时也把金融风险无限制地扩散到整个金融系统，危机的种子早已撒下。

　　面对袭来的重重危机，美国危机治理和金融监管的思路迅即发生重大转变——从2008年3月开始的《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到2009年3月的《金融监管改革框架》，再到今年7月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三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殊途同归：均注重提升美国政府权威、扩大美联储职能、控制金融资本的过度投机、监控衍生品交易、注重保护投资者利益。其改革的深度与广度在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中堪称史无前例。

　　姚亮分析，美国新金融监管法案充分体现了对美联储的信赖，特别强调增强其权威性和管辖权，概括起来就是“强干预、增权力、补缺陷、堵漏洞、护民众”，其担纲的角色从以往美元购买力的守护者、宏观经济的保护者，跃升为“超级调控者”和“超级监管者”。美联储的权力结构也明显嬗变：监管范围扩大至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除银行控股公司外，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统统纳入监管视野；取消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联合监管计划，由美联储接替SEC行使对投资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加强系统性重要支付、交易和结算的能力，拓宽其获取流动性的渠道；修订美联储紧急贷款权利，增强美联储的危机反应能力等。

　　危机发生以来，雷曼兄弟倒下所引伸出的“大而不能倒”之争一直为外界诟病。此次新金融监管法案也给出了明确的化解手段。所谓“大而不能倒”，系指一家大公司一旦倒闭，可能会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从而造成对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巨大影响。美国监管部门显然对雷曼兄弟坍塌所释放的能量估计不足，破产前雷曼兄弟的账面上拥有近6200亿美元资产，破产后才发现，它却拥有高达1.6万亿美元的交易对手头寸，占伦敦股票交易所交易头寸的14%，纽约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的12%。如此巨量的交易头寸瞬间被冻结，立即引发了欧美大量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短缺。如何防止类似一幕重演？美国新金融监管法案的招数是拆分金融机构业务，将衍生品纳入清算系统，这已被外界普遍认为是有效防范“大而不能倒”的一剂虎狼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