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成都５月１１日电

　　新华社记者 

　　一阙壮阔豪迈的史诗，在世人眼前展开。仅仅两年时间，当我们再度来到汶川地震灾区，这个人们记忆中山河破碎的悲伤之地，已浴火重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一切。

　　北川老县城：遍地的瓦砾、倾斜的楼房、崩塌的山体，一片寂静。

　　２３公里外的安昌河畔，北川新县城：３７米多高的北川新县城第一高建筑羌族碉楼已经封顶，静静地俯视着脚下已经竣工的３０００多套安居房。这个月，老县城１万多居民将告别板房喜迁新居。

　　黄泥墙、木板门、红灯笼、青砖瓦，具有浓郁羌族风情的建筑依山势高低错落分布在古街两边，在远处云雾缭绕的青山映衬下，今天的汶川县水磨镇仿佛一幅美丽的图画。

　　被摧毁的厂房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遭受重创的东汽在异地迁建后焕发生机：生产能力大大提升，今年产值可达到２００亿元，是震前的一倍；产品结构大调整，在风电、核电、太阳能等领域跻身“一流”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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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两年间，汶川地震灾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是什么力量创造了这一人间奇迹？

　　重建家园

　　——每一分力量都向灾区聚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势，改革开放的丰厚积累，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间奇迹

　　震后的灾区，百废待兴。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受灾人口最多的特大地震，党中央、国务院运筹帷幄，科学决策，举全国之力，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２００８年６月５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工作。

　　６月１８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正式颁布，明确要求１９个省市以不低于１％的财力对口支援重灾县市３年。

　　一场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建设速度最快的灾后重建战役在川、陕、甘等约５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拉开了帷幕。

　　１９个省市的援建大军，英才汇聚，各类院士、专家，名校博士、硕士，许多都是百里挑一、经验丰富的优秀管理和技术人才，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援建阵容。

　　北川，是唯一一个整体异地迁建的县城。建设北川新县城永昌镇这个重任，就交给了有着光荣传统的山东援建者。

　　“要人出人，要钱出钱，要力出力。”这个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列的沿海发达省份，下定决心、倾其全力，支援这个几乎被地震彻底摧毁的内陆山区县。

　　１０８亿元资金、１７个市３万多名援建人员、不计其数的设备材料，源源不断地从山东注入远隔万水千山的北川。

　　“修的路要像镜面一样平，晚上车灯都照不出坑洼来。”“栽的树要错落有致，花草搭配，乔灌结合，疏密有序，像自家的花园一样整洁美丽。”“盖的房要内在有质量，外表求漂亮，像自家装修房子一样搞好内饰处理。”山东援建北川工作指挥部总指挥徐振溪对建设质量的要求近乎完美。

　　他们给安置房装上了环保的聚苯板外墙保温材料，安上了节能的中空玻璃，房内刷好白墙，地面上贴好地砖，卫生间洁具一应俱全，打扫一下卫生就可入住。

　　他们考虑的不仅是灾区的当前重建，更考虑到灾区的长远发展。

　　新县城的东南角，北川—山东工业园初具规模，２２家山东企业总投资１５亿元。这个园区今年９月底基本建成后，预计实现年产值３０亿元，利税３．５亿元，提供就业岗位８０００个。这相当于北川地震前工业总量的３倍。

　　在每个重建指挥部中，在每个重建工地上，在每个重建村镇里，你总能听到这样那样全力以赴支援灾区重建的感人事例。

　　北京－什邡、上海－都江堰、浙江－青川、江苏－绵竹、广东－汶川、辽宁－安县、河南－江油、福建－彭州……过去它们相隔遥远，今天它们密不可分。

　　两年来，四川、甘肃、陕西灾后重建已经完成投资超过７４００亿元，完成灾后重建投资计划的７０％以上。其中，对口支援省份完成投资已经超过６４０亿元，完成预期目标的８０％以上。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没有阻挡灾后重建的步伐。中央财政创造性地把扩内需和灾后重建结合在一起，安排了总计超过３０００亿元的地震灾后重建基金。

　　巨大的投入，不仅来自政府。民间资金和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积极参与，成为灾后重建的重要力量。

　　“钱从哪里来？”是许多地方灾后永久性农房重建工作的最大难题。

　　都江堰市共有１２万户农户受灾，近８万户农户房屋严重受损或倒塌，需要重建资金上百亿元。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利用靠近成都市区和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优势，都江堰市鼓励农民拿出部分宅基地与城市居民进行融资联建。

　　大观镇茶坪村４组受灾村民王全是新思路的第一个践行者和受益者。今天，他家别墅式的两层小楼宽敞明亮，上下共５间卧室，厨房预留了天然气接入口，客厅里沙发、茶几、液晶电视等家具一应俱全。

　　王全对记者感慨：“如果没有农房联建政策，这种房子我想也不敢想。现在没出一分钱，全家人就住进来了！”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灵活高效的资源配置是市场机制的优势，结合这两个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创造这一人间奇迹的力量之源。

　　重建家园

　　——每一个建设者都在添砖加瓦。党员干部冲在前面，成为灾后重建的中流砥柱

　　每一个灾区，都是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援建队伍和当地人员一起，彻夜奔忙，为重建家园熬红了眼睛，倾注了心血。

　　２００９年初，珠海市援建汶川县绵虒镇工作组工程部部长张彤刚到汶川，就让珠海工作组的成员领教了他对援建工作的“狂热劲”。

　　白天跑工地部门、晚上议政策法规……在初到汶川的那段日子里，张彤忘我工作，每天直到凌晨三四点才休息。

　　去年６月，张彤不慎摔折了腿。可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是，右腿骨折后，张彤对工作的热情却没有“打折”，反而更加强烈。

　　去年１０月１９日，按照医生嘱咐，张彤前往成都复查愈合情况。张彤放心不下工程，人还未上车，就赶紧给设计院打电话：“兄弟，你的设计图纸，出来了没有。”

　　“羊店三期，赶紧联系出来，赶紧开工。”刚上车，还未出板房区，张彤的电话又打给了负责水利的同志。

　　从指挥部到绵虒路口，短短的几百米路程，张彤一连打了几个电话，说的都是工程，都是项目。

　　张彤只是众多忘我工作的援建者之一。

　　在灾后重建的初期，大批群众居住在板房中，如何有效进行管理服务，是一个难题。北川县曲山镇任家坪板房区管委会党总支副书记贾德春引导群众坚强地站起来，被人们称为“板房书记”。

　　在那场大地震里，北川五星小学教师贾德春做的第一件事是冒死转移学生，他的父亲、妻子和４岁的女儿都没了。承受着巨大不幸和悲痛的贾德春担任了永安救助站临时党支部书记，后来成为临时党委副书记，负责６０００多名群众的衣食住行。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４日，永安帐篷区拆除，贾德春回到学校报到。两天后，北川县委组织部通知他到受灾最重的曲山镇报到，“我以为是去教书。”见到曲山镇党委书记胡覃，第一句话出乎他的意料：“给你８个社区，吃喝拉撒睡都由你负责。”在特殊时刻，这样的任务要求没有任何“说不”的余地。

　　占地１．８公顷的任家坪板房区有１５３６间板房，有来自曲山镇８个村的近１３００户群众，近９０％的家庭有人员伤亡。集中到板房区后，大家想法一时不统一，管理一度“较混乱”。

　　在贾德春的带领下，管委会对“三孤”人员和６０岁以上的村民实施上门关心生活，充当“中间人”角色，及时让板房区的适龄儿童全都回到了学校，想方设法让更多群众就业，成为受灾群众的贴心人。

　　“在灾后重建中，党员干部有四多：操心多、跑路多、说话多、流汗多。”灾区党员干部忘我工作，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成为重建家园的中流砥柱。

　　重建家园

　　——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得以充分展示。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历史的进步中得到补偿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超越自然的奇迹，总是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出现的。”

　　海拔１０００米的山顶上，灰白色的３层教学楼笑傲群峰。人们难以想象，这座建筑面积近５０００平方米的青川县茶坝乡９年制学校所需建材，是靠浙江援建者多次“摆渡”运上来的。

　　从金子山出口下成都至广元高速路，到县城乔庄７０公里路上有４２道急弯险道，从乔庄县城到茶坝还有４３公里更加险恶的道路，上百个险弯，山道路窄弯急坡陡，两车相会就堵。

　　每逢大雨，泥石流冲毁道路，大车开不上山，援建者就只能在塌方地点两头倒运建材，用小车推、肩膀扛，最艰难的时候，一车建材要靠人和车“摆渡”四五次才能运到工地。

　　没有电，他们从宁波运来３台发电机。没有水，他们自己接管道。５０多位来自宁波的援建者们，晴天抢着干，雨天巧着干，晚上挑灯干，双休日加班干，终于使得这所学校在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如期开学。

　　“事在人为，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只有发扬亮剑精神，才能向青川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宁波援建青川指挥部指挥长史济权说。

　　如果说有一种灾后重建的精神，求真务实、以人为本应当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２００９年的４月２６日，这是一个让地处海拔２６００米的汶川县萝卜寨村人永远铭记的日子。这天早上，清甜的高山泉水经过上万米的饮水管道哗哗地流入村里的主蓄水池，结束了这个羌族村寨自古以来背水上山的历史。

　　通水的那一天，萝卜寨村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数百名村民高兴地跳起了羌族的羊皮鼓舞，他们还为耗资数百万元修建这个饮水工程的广东省江门市援建者献上了代表吉祥如意的“羌红”。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萝卜寨村的饮水难，江门市的援建者们在汶川县雁门乡海拔近３０００米的大山深处修建了取水坝和过滤池，再沿陡峭的山体铺设长达１０多公里的引水管道。经测算，即使是在枯水期，该引水工程也可以满足萝卜寨与其附近村民的饮用水需要。

　　如果说有一种灾后重建精神，那么，保护西部秀美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文化传统，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进了水磨，给我印象最深的，并非震后的破败景象，而是触目惊心的污染。”佛山援建工作组组长刘宏葆这样形容他初到汶川县水磨镇的感受。

　　这里曾是汶川县的工业重镇，也是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汶川县的污染重镇。地震之前，汇聚在这里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多达６０多家。

　　经过３个多月的调查和思考，他们提出：绝不能让西部生态保护区重走沿海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挖掘当地藏羌文化旅游特色，对先前的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为了彻底改变这里的污染状况，他们将水磨镇内原有５８家重污染企业全部搬出；

　　为了让搬空企业的水磨镇有持续发展的能力，他们打造了一个有着浓郁羌族风韵的“生态旅游小镇”，布局了完整的商贸体系；

　　为了使镇中新建的寿溪湖既能保持水的灵性美丽，又能经得住暴雨、山洪、泥石流的冲击和泥沙的淤积，他们几次去都江堰，学习古人治水的智慧。最后，他们请来了为葛洲坝做设计的四川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搞流水模型。

　　今年初，当这个如诗如画又有着羌族风情的“小丽江”终于初露芳容时，就连在当地生活了６９年的水磨镇老居民姚向东，也经常有一种身处异乡的时空错觉。

　　如果说有一种灾后重建精神，那么，极大地提升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给灾区群众带来新观念、新希望同样是其组成部分。

　　陇南市文县尖山乡宋家坝新村３５岁的村民赵会林，去年到深圳一家公司当保安，妻子也到深圳当工人，儿子带到那里读小学。春节回来时带回了近２万元钱，盖起了新厨房，结束了震后在帐篷里做饭的历史。春节过后，一家又去了深圳，计划着多赚些钱能在自家屋子上再盖上一层。　

　　“从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回来的村民就是不一样，他们不仅挣了钱，更重要的是重新恢复生产的信心更足了。”宋家坝新村村支书孟小平说。

　　多难兴邦。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进步中获得补偿。灾后重建的人间奇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势，彰显了中华民族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奇迹的中国人民，必将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