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根据省委专题学习会的安排，省委宣传部组织省社科院、浙江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国际趋势与启示”与“外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做法及启示”进行了专题研究，并邀请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省发改委、浙江大学、省委党校等单位的领导及专家学者进行讨论，形成了本课题报告，日前在省委专题学习会作了专题发言。本报今明两天特辟专版摘要刊登。

　　经济发展方式，一般指实现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质量的方法和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七大报告的一个新提法。从国际视野来考察，它大致相当于一组“转变”的集合，即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推动型转变、由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由低级经济结构向高级经济结构转变、由单纯经济增长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等等。

　　迄今，已成功推进这组集合中多项“转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经合组织（OECD）的成员国中，此外还可以包括新加坡等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

　　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的历史轨迹

　　从世界范围看，在上述一系列的“转变”进程中，至少有以下的变动轨迹是具有规律性和标志性意义的：

　　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中，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超过了第一、二产业的总和。

　　产业结构的演进，表现为从轻工业为中心转向重化工业为中心，再转向高加工产业为中心；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再转向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从以纺织工业为主导转向以钢铁工业、汽车工业为主导，再转向以高技术产业为主导。

　　产业结构的演进，也表现为产业内部的微笑曲线变化，即由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的两端延伸和扩展；由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和转移。

　　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重要标志，是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超过了第一、二产业的总和。美国第三产业的占比在20世纪40年代突破了50%（之后稳步上升，目前达80%左右），日本第三产业的占比在20世纪70年代突破了50%（之后稳步上升，目前达70%以上），都构成了其“转变”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在需求结构的演变过程中，消费率出现由降转升的拐点，且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经济增长由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驾马车拉动，三者组成了发展的动力结构。钱纳里等人对1950-1970年发展模式的研究表明，若以1964年美元来衡量，居民消费率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100美元时高达77.9%，为贫困型高消费；此后，随着人均GNP提高到1000美元，居民消费率直线下降了16.2个百分点；但当人均GNP迈过1000美元门槛后，居民消费率又重新步入上升阶段。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1970-2003年世界24个国家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在人均GNP从500美元到5000美元的发展中，这些国家都经历了消费率先降后升的过程。而且这一拐点，多数国家出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当年价格）左右；但亚洲国家受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往往推后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左右。例如，日本消费率的上升拐点，出现在1970年左右；韩国消费率的上升拐点，出现在1990年左右；当时它们的恩格尔系数均已降到30%以下、第一产业比重均已降到10%以内、城市化水平均已升至70%以上。

　　总之，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一种U形曲线。而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走过U形的最底端，并形成稳步上升的势头，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要素结构的调整变化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成为经济增长中的主要贡献率。

　　在经济增长模型中，解释增长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劳动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率，二是资本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率，三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就是除劳动和资本因素之外的“余额”，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提升、组织创新、制度变革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通常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小是衡量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的基本标准。当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小于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率，可视为主要依靠增加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来实现的粗放型增长；而当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率，经济增长更多是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来实现的，可视为集约型增长。

　　“转变”进程的基本特征是：用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来说明经济增长的部分逐步减少，而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明经济增长的部分逐步增加。以新加坡为例，20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中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比重约为10.1%，70年代上升到35.5%，80年代进一步上升至64.1%。另据有关资料，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成为经济增长中的主要贡献率，在美国大致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德国于60年代，英国、法国、日本于70年代，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于80年代，韩国于90年代。

　　综上所述，从“转变”进程的历史轨迹看，服务业成为主要带动力、消费成为主要拉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主要贡献率，是具有规律性和标志性意义的。

　　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的新趋势

　　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产业融合趋势增强，产业升级的路径日益多样化，国际分工形成了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的多层次格局；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资源性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大幅波动，节能和环保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和趋势产生了新的重大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一些与发展方式相关的动向和趋势，需予充分关注：

　　“再平衡”趋势。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地区之间的发展方式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失衡，而失衡的重要表现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储蓄率太低、消费率太高，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一个流行词“中美国（Chimerica）”表明：美国的“过度消费”依赖大量“外供”，而中国的“过低消费”依赖大量“外需”，两者形成失衡的“互补”。但这种“互补性”，是脆弱的、不可持续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对这一“失衡”问题形成了新的认识。以美国、法国、英国等为代表的消费主导型经济，其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内个人消费。在美国，个人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大致保持在三分之二以上，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净出口的贡献为负值。这类经济体的个人消费超前，透支消费成为主流，居民的储蓄率在10%以下。这种模式虽然能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进出口逆差、储蓄与投资不足的弊端，从而影响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因此，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调整，势在必行。调整的方向：美国这样的国家，储蓄率会趋于上升、对“外供”的依赖会趋于下降。（麦肯锡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家庭的私人储蓄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使美国总需求减少1000亿美元，危机以来美国储蓄率已提高6个多百分点，给全球消费造成了巨大缺口。）而中国这样的国家：一方面会转变需求结构，适当压缩外贸顺差，适当减少储蓄比率，鼓励居民扩大消费，改变“高出口、低内需”的发展特征；另一方面则会逐步转变生产结构，从依赖高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配置效率。

　　“再工业化”趋势。

　　“再工业化”不是一个新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对德国鲁尔等地区重工业基地改造时就提出来了。这一概念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再度盛行，反映了发达国家对“去工业化”问题的反思，即制造业不是夕阳产业、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之一。

　　金融危机之前，由于美国经济过度依赖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因而在危机中受到了沉重打击。金融危机后，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重新引起了美国各界的广泛关注。2009年底，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美国经济要通过出口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来推动可持续的增长。同样，英、法等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再工业化”趋势。

　　但“再工业化”，既不是传统制造业的恢复，也不是海外工厂的回归，而是实现“再平衡”的一种选择；是在一次工业化基础上的二次工业化；其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强化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中的技术优势和分工优势，保持重要制造业的世界领先地位。例如，尽管美国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但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09年《工业发展报告》，在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增加值中，美国仍然排名第一，占25.4%（日本15.9%、德国8.5%）；在工业竞争力指数中，美国排名第11（中国排名第26）。

　　尽管如此，2008年美国货物贸易赤字仍然高达8590亿美元，虽然服务贸易顺差1580亿美元，但服务贸易顺差仅为货物贸易赤字的18.4%。因此，美国不可能通过服务贸易，来实现发展的“再平衡”；也不可能通过一味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来实现发展的“再平衡”。走向“再平衡”的一条重要路径，就是通过“再工业化”来增强货物出口能力，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低碳经济”趋势。

　　“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经济形态的总称，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本特征。“低碳经济”趋势的形成，有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因为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是新世纪以来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需要全球关注，需要所有国家和地区来共同应对。但值得注意的是，“低碳经济”同时也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再工业化”的主攻方向。

　　危机往往孕育着科技的新突破，进而催生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次危机后，科技突破的主导方向是什么？现在看来，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低碳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构成了未来发展的新趋势，也成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旗帜。其中的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的重要选择。

　　低碳经济涉及的产业主要有两大板块：一是新能源板块，包括风电、核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地热能、氢能等；二是节能减排板块，包括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建筑节能、照明节能、清洁煤利用等。2009年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重点就是发展低碳经济。美国已经提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2050年减排83%。为此，将建设以超导电网和智能电网为主的全国统一电网，将投资15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下一代新燃料和燃料基础设施，将以每台补贴7000美元的刺激政策鼓励混合动力汽车的大规模使用，等等。

　　危机后，欧盟也将低碳经济视为“新的工业革命”，计划用5年时间（2009-2013年），全力打造“绿色产业”，使“绿色能源”、“绿色电器”、“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和“绿色城市”（包括废品回收和垃圾处理）等初具规模，为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创意产业”趋势。

　　新世纪以来，知识的核心竞争力作用日益显现，以文化、知识为主要要素的创意产业迅速崛起。据联合国统计，创意产业已占全球GDP 的7%，并每年以10%的速度在增长，大大高于全球7%的GDP增长速度。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阶段，创意产业正成为引领许多国家和地区产业创新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

　　《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报告2004》数据显示，版权产业（对应我国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最大和发展最快的经济部门。2002年美国版权产业增加值为12540亿美元，占到GDP总额的12%，总从业人数为1150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8.4%，核心版权产业增加值占到GDP总额的6%，版权产业外贸出口达到893亿美元，成为美国出口创汇的第一贡献者。

　　在英国，2002年创意产业已占总增加值的8%，成为全英第二大产业。创意产业出口额达115亿英镑，占全部商品和服务出口的4.2%；1997年至2002年英国创意产业年均增长速度为6%，为同期英国整体经济年均增长速度（3%）的两倍，出口额年均增长11%，远超同期服务出口增速（7%）与总出口增速（3%），就业人数以年均3%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同期就业人数的增速（1%）。创意产业正逐渐成为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模式的一个重要支柱。

　　“产业融合”趋势。

　　当今世界，产业相互融合的趋势日益显现。在全球蓬勃兴起的IT产业，就是既包括通讯、软件设计、网络交易、网络服务、文化创意等服务产业，又包括电脑硬件生产、通讯设备制造等微电子机械设备制造业。从发展的趋势看，环保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产业、整形美容产业、房地产业等，都将出现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甚至第一产业等的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一些新的产业链。所谓“2.5次产业”的兴起，也表明以服务为主体、与工业生产或工业生产者联系密切的生产性服务业，如物流、工程、研发、广告、咨询、设计等行业的发展，不仅在改变服务业的结构，而且在推进制造业的提升。

　　综上所述，危机后的“再平衡”调整已是大势所趋，“再平衡”的重要途径是“再工业化”，而“再工业化”的主攻方向就是“低碳经济”。此外，“创意产业”和“产业融合”的动向，也很值得关注。这些趋势无疑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发展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思考与启示

　　从世界范围考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轨迹，研判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的变化趋势，可以引发的思考与启示至少有：

　　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必由之路，而且已刻不容缓。

　　无论是先行国家发展方式演变的历史轨迹，还是近年新的变动趋势，都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竞争中成为“赢家”的一条必由之路，别无选择。这种转变是很艰巨的，我们推动多年，取得一些成效，但并未根本突破。客观上，“九五”时期提出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干扰；“十五”时期提出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受到加入“世贸组织”后“外需”急剧扩大的影响；“十一五”时期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目前，世界经济正进入缓慢复苏阶段，国内经济正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浙江经济正进入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突破期（2008年《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决定》提出的目标是：到2012年要在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资源环境、统筹发展四个方面实现“重大突破”，使全省这方面的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我们必须正视原有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的现实，必须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后10年，在“加快”两字上下功夫，只争朝夕地推进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发展方式，不仅要顺应时代潮流，而且要把握阶段特点。

　　在全球化背景下，转变发展方式不能“画地为牢”，而应该把握时代的潮流趋势，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但必须注意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其发展方式的转变或调整具有不同的特点。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上，发展方式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推进“三个转变”，是“冲关”、“过坎”，就是使服务业成为主要带动力、消费成为主要拉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主要贡献率。

　　而那些服务业、消费的比重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都已“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其发展方式仍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也还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因为“没有一成不变的经济发展，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方式”。但这种发展阶段上的调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再平衡”可以使储蓄率、投资率上升几个点，但不会改变消费主导的大局；“再工业化”会使制造业比重由16%→19%，但也不会使“三二一”的产业结构退回到“二三一”；它们只是改善协调性的调整。

　　同样，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基本的理念都是相同的；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低碳经济强调的是全球气候，循环经济强调的是资源效率，绿色经济强调的是关爱生命。我们和美国的发展阶段是有很大差异的。例如，美国的历史人均碳排放量是1100吨，中国的历史人均碳排放量是66吨。2009年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是19.6吨，在1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而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为4.6吨，在1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44。况且，我们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期，资源问题是最突出的问题。因此，低碳经济作为增长的一种新引擎，当然要积极发展；但不能简单地以“低碳经济、低碳社会”来取代“十一五”提出的“循环经济”和“两型社会”。应充分考虑阶段性特点，采取“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并举、“两型社会”与“低碳社会”并重的方针；将它们统一纳入 “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框架之中。

　　转变发展方式，不仅要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而且要公平协调利益关系。

　　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和空间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但在结构问题的背后，有大量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因此，经济转型期往往成为矛盾多发期。国际经验表明，协调不好这些“背后”的利益关系，结构的优化升级也难以顺利实现。一些国家在创造“拉美奇迹”之后，因经济社会畸形发展、城乡二元矛盾激化、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等问题而跌入“拉美陷阱”，即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因此，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公平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例如，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把“蛋糕”分好。要强化教育公平，确保每个孩子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逐步解决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要推进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人人都有基本医疗保障，等等。

　　需要指出，无论是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还是公平协调利益关系，都涉及到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前苏联早在1975年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化经济”转变，但直到解体，也没有完成这个转变。为什么？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最后，前苏联不仅没有实现向“集约化经济”的转变，而且走向了解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严重不公，没有协调好社会利益关系，缺乏一套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

　　再以我国的扩大内需为例，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5.3%，同年美国居民消费率在70%以上，印度也有54.7%。就是说，无论同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消费率都是比较低的。但扩大内需、特别是提高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积累与消费、城市与乡村等分配关系的调整，就取决于收入分配制度、税收制度、医疗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垄断行业的改革等。

　　当然，创新体制机制，不仅有赖于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越来越有赖于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只有全面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并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上取得重大突破，才能不断为转型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支撑。

　　（课题组组长：胡坚 副组长：林吕建 迟全华 执笔：葛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