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杂志评选2009年年度人物，“中国工人”上榜。这个带领世界经济走向复苏的群体里，一定要浓墨重彩地记上农民工兄弟一笔。

　　作为蓝领工人和低端服务业工人的主要来源，倘若哪一天农民工的身影突然消失，我们的城市会变成怎样？工地停工、垃圾遍地、饭店关门……一切，很难想象。

　　城市开放门槛，近日成为热点。本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重点提及了农民工落户问题：“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与那些有实力购房落户、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外来人员不同，绝大多数优秀农民工在城市只是普通的劳工阶层。让子女接受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同享城市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他们申请变身“市民”的主要原因。

　　宁波市对外来民工实行“积分落户”的第一年，仅江东一个区，就有近2500人达到“入围”的最低标准。由于原有的“奖励”性落户政策，并不具有普惠效应。在城乡二元就业体制尚未从根本上打破的前提下，降低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门槛，就具有更为积极的现实意义。

　　城市居，大不易。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是这样，对于农民工更是现实的问题。

　　因此，政策的设计者在推动农民工落户城市的同时，还应该制定与其相关的配套措施。例如针对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加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促进其就业的稳定性等。

　　户籍制度改革，牵扯的不仅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城乡、教育、社保利益的重新调整。农民工户口问题，是政府作为的一面镜子，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绕不过去的一个大问题。

　　传统的户籍管理，将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权益同户口性质挂钩，在户口制度载体上附加了各种利益关系。那些外出奋斗多年的打工者，如果选择落户城市得到的机会收益（如社会保障等）不够多或者不明朗，但要失去的机会成本（如农村土地权益）却很现实的时候，入户城市的吸引力就不明显。

　　在落户政策提供的自由选择机会面前，农民工兄弟会作出自己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