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会因民营经济发展及其治理需要而兴起，政府体制改革赋予民间商会以更高的合法性。

　　20世纪80年代，在温州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出现了恶性竞争，使温州因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而声名狼藉。1987年杭州武林广场火烧温州皮鞋事件直接催生了鹿城鞋业协会的诞生，这是建国后全国第一个民间鞋业协会。

　　1993年，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质量立市，名牌兴业”，次年启动“质量立市358系统工程”，开始了温州的“二次创业”。这次政府整顿地方经济秩序的大规模行动为温州商会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温州支柱产业的行业协会大多在此阶段成立。

　　90年代后，政府体制改革又使温州商会获得了更高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体制内生成的商会不同，温州商会是市场内生的，有着较强的民间性和自主性。吴敬琏先生指出，温州商会是“真正的民间商会”，“发育良好，而且起到了很好的自治作用”。

　　温州商会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形成了以服务会员和服务行业为主的、相对稳定和全面的功能体系。

　　规范市场秩序，加强行业自律。20世纪90年代，温州商会积极引导会员进行ISO系列和CE等认证，提升了产品的整体质量，使温州摘掉“假冒伪劣”的帽子。烟具商会、五金商会和纽扣商会等制定维权公约，为会员单位的新产品维权，避免使行业因模仿而陷入创新困境。这一做法被国家专利总局誉为“对《专利法》的有益补充”。

　　引领产业，打造行业品牌。温州合成革、电镀、家具等行业协会发挥集体的力量，规划产业发展，有效地克服产业结构的“低小散”问题。目前，温州市35个国字号特色产业基地，以及7个省级专业品牌基地，还获得中国名牌产品38个，中国驰名商标165件。

　　建设公共信息与技术创新平台。温州服装、制笔、鞋革、眼镜等支柱产业的行业协会都通过自办或与高校合办纷纷成立各类技术服务和产业研发中心，这些技术创新平台开发行业共性技术，面向中小企业实行有偿服务，有效地解决了技术创新中的“搭便车”行为和中小企业创新不足问题。

　　推进银企合作，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方式。在商会的推动下，银行与商会签定战略性合作协议为产业发展提供融资。如温州市制笔、金属和剃须刀等6家行业协会在金融危机期间获得建设银行温州分行授信150亿元。民间商会的介入减少了信息不对称，降低了银行的贷款风险和评估成本，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开辟了新途径。

　　开拓市场，突破贸易壁垒。温州电气行业协会的“中国电气文化节”、温州鞋革协会在各大城市举办的“中国鞋都名优鞋展销会”等活动提升了温州产品的声誉，拓宽了市场；烟具行业协会组团赴欧盟游说，应对欧盟CR法案和反倾销，最终使欧盟终止反倾销程序，承认温州打火机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修改了CR法案并延迟其实施。

　　从我们跟踪调查的结果来看，商会能够根据会员和行业发展的需要，灵活创新地履行行业治理职能，其效果得到来自于会员、行业和政府等多方面的肯定。

　　温州商会的兴起及其所体现的浙江地方治理转型表明，浙江不仅是我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地方政府创新活跃和公民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地区。

　　在最近一段时期，我们开展了对杭州等地商会的研究。研究表明，无论在民间化程度还是在职能履行方面，杭州商会都在向温州商会趋同。这就是说，一方面，浙江民营经济的优势地位构成了民间商会兴起的基础，商会治理功能的发挥助推了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也意味着伴随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浙江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公民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地方治理主体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商会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地方政府赋予商会越来越多的治理职能，商会与政府之间的职能边界也越来越明晰。通过参与地方治理，商会与政府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这也是商会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温州商会的兴起还表明，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生成，但它并非是西方式的。在国家与社会胶合的环境中，社会组织通过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在与政府的合作共治中提高治理绩效，从而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

　　从发生学视角来看，民间商会并非仅仅只有在温州和浙江才会出现和发展。如同其他地区的民营化和市场化改革一样，其他地区同样可以形成和发展民间商会。因此，无论是温州商会的兴起还是浙江地方治理转型，它们对中国政府创新和公民社会成长都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