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60载风雨沧桑、60载奋发图强。勤劳果敢的浙江人民在新中国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拼搏的足迹，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创新的伟绩。在新中国60华诞即将来临之际，本报从本期起陆续刊发“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专项研究”部分成果，本期选登《浙江“三农”60年发展经验总结》、《“三大件”变迁，折射民生改善》二文，以飨读者。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问题。全面、系统、辩证地回顾、总结、思考浙江“三农”60年的经验，对于进一步解决好新时期的“三农”问题，加快开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概括起来就是正确处理好了以下十个关系：

　　正确处理好兴农强国与惠民富民的关系。农业的振兴、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富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中必须处理好的最核心的问题。建国初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强国战略，惠民富民的目标摆到了次要的地位，加上十年“文革”的影响，最终结果是国家没有很快强盛，农村落后面貌也没有得到改善。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为突破口的改革把富民兴农摆到了首要位置。浙江把解放思想落实到解放农民、解放农业农村生产力上，鼓励引导千百万农民走上创新、创业、闯市场的创富之路，最终发展了“三农”，走出了一条兴农惠民、富民强国的新路子。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到重中之重位置，把富民作为强国之基，把惠民作为兴农之本，把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与幸福生活作为“三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使农业成为富民的现代产业，农村成为农民的幸福家园，农民成为体面的社会职业。

　　正确处理好农业生产关系调整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在发展农业中注重推进农业的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良种化，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上，　犯了急于求成和教条主义的“左”的错误，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合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式，现在的问题在于规模太小、太分散，村社集体经济缺乏统一服务的实力。因此，在农业生产关系上，必须促进农户家庭经营朝着专业化、规模化、企业化方向发展，使专业大户、家庭农庄成为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主体；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新型双层经营体制。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上，要努力走出一条经济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品安全、技术密集、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农业现代化路子。

　　正确处理好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的关系。计划与市场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我省与全国一样，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弯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省率先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率先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使浙江的“三农”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是，当前我省农业弱质、农村落后、农民弱势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因此，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全面推进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既要充分坚持发挥市场机制在“三农”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又要发挥好政府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护作用，努力使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合理运作，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化农业的健康发展。

　　正确处理好城乡协调发展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目前，我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城乡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够协调。因此，要把正确处理城乡协调发展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系作为科学发展的一条主线，坚持新型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推进，完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三化”与“三农”发展互促互进的机制，大力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政府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努力开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正确处理好尊重农民意愿与教育引导农民的关系。“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群众是推动“三农”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群体。历史的实践表明，正确处理好两者关系对于搞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在建国初期，实行土地改革，倡导互助合作，农民欢欣鼓舞，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但对于大办合并财产的高级社、“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农民群众就消极反抗，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包产到户和市场取向的改革顺应了广大农民的意愿，十六大以来实行的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更是得到了农民由衷的拥护，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和加强对农民教育引导这一并行不悖的基本原则，培养和造就一支能带领农民群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共创共富的领导班子，把农民群众培养成为有自信、有自尊、有文化、有技能的新型农民。

　　正确处理好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社会主义本质的最重要体现。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把共同富裕片面地理解为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农民群众的创造活力被窒息。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全面正确地诠释了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激发了全社会的创富活力。浙江千百万农民敢为天下先，率先闯市场，形成了百万能人创新创业带动千万农民就业致富的共创共富机制。同时，浙江积极采取加强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和扶贫开发的力度，加快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农民奔小康的步伐。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同时要更加注重和强化先富带后富的机制，把效率与公平更好地统一起来，形成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民众创富活力得到充分迸发的生动局面。

　　正确处理好农村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内在的逻辑关系。在 “文革”年代，大搞群众性政治运动，给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开创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新局面。但也出现了忽视精神文明建设、文明道德失范等问题。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两个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一起抓，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更加重视文化建设，更加重视农民素养的提升和增强文化软实力。

　　正确处理好改造自然与遵循生态规律的关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们运用科学的力量不断地改造自然的过程，也是人们认识自然、把握自然规律的过程。60年积极推进农业的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的过程，为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在急于求成的大建设、大跃进中，过分强调战天斗地，改造山河，违背了自然规律，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也违背人类生产活动需要集聚的规律，搞遍地开花的工业化，导致了人口的急剧增加和环境的严重污染；有些地方片面追求发展的高速度，给经济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在新一轮的发展中，要更加重视遵循生态规律，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要求，大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走出一条符合农村实际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正确处理好“自下而上”的改革创新与“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的关系。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把从群众创造的成功经验提升为指导面上工作的政策，善于顺应群众的意愿和时代发展的趋势，提出鼓舞人心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决策，把“自下而上”的改革创新与“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们一条非常成功的经验。回顾“三农”发展的历程，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因循守旧，思想保守，忽略农民自发的创新行为；二是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制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和工程。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会使农民群众的利益遭到重大损失，农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重大挫伤。因此，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鼓励基层干部群众的创新精神；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把农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我们政策和工作好坏的标准。

　　正确处理好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与党政主导作用的关系。农民群众是农村改革发展的主体力量，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和建设的受益者。党委政府正确有力的领导是“三农”发展的政治保障，也是领导农民群众的核心力量。实践证明，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首要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尊重和鼓励农民的创造，开创了大众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和民本发展道路。因此，要再创“三农”发展的新辉煌，必须更好地发挥农民群众创新创业的主体作用和党政服务发展的主导作用，不断完善农民主体、党政主导、社会各方主动参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机制，进一步激发农民群众建设美好家园，创造幸福生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当前，我省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时期，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有良好的发展机遇，既是推动农业农村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也是推进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攻坚阶段。我们要又好又快地推进浙江“三农”发展，就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全面推进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整体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农村新社区建设的水平，努力开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