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东晋王献之的一句随口吟哦，令山阴道名声远播。而明代袁宏道的一首《山阴道上》，更令山阴道名声大振。袁宏道是站在历史高度认识山阴道的。他并没有写出山阴道的具像美，却用一句“六朝以上人，不闻西湖好”，点出了山阴道的历史地位；用“平生王献之，酷爱山阴道。彼此俱清奇，输他得名早。”点出了山阴道的文化地位。 

　　袁宏道的家乡远在湖北，一次走马观花式的游历，不可能将山阴道看得很细，品得很深，悟得很透。但就是这么一次游历，这么一次瞭望，给了他极大的心灵震撼，一种发自心底的冲动，逼着他拿起笔，于是大笔一挥，山阴道便永远地定格在一个历史坐标上。从此，山阴道就如一个缠绵的诗结，牢牢系于中国文人的胸口，一代又一代，解也解不开。 

　　山阴道对外地游人来说，是一个渴望已久的美梦，是一个江南文化的意象。走进唐宋明清山水诗歌长廊，一眼就能望到这条“山阴道”。里面有八百里鉴湖，两岸有千岩万壑，曲槛重楼，浅坊陌间，梅红稻香，夏豆春笋，深弄长巷，枫林竹影，飞鸟归燕……一切山水诗意都惬意地泊驻在山阴道上，只要你一望，没有不醉的。 

　　山阴道对本地老百姓来说，是一道烙印深刻的记忆，是一道历史长者的目光，是一首古老隽永的歌谣。这条道上，马臻走过，刘宠走过，贺循走过，谢安走过，嵇康走过，王羲之走过，王献之走过，谢灵运走过，贺知章走过……仔细一排，从东汉到近代，凡是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绍兴人，没有一个不在山阴道上留下过深深的足迹。他们的身影接起来，就是一部山阴道的简明文化史。探头一望，里面有甜蜜，有苦涩，有欣慰，有遗憾；里面有忠告，有启示，有提醒，有鞭策。 

　　史书记载，山阴道在绍兴市区常禧门（偏门）外，与东跨湖桥相接，是绍兴西南通向诸暨的一条官道。自此向南迤行，远山近水、小桥凉亭、田园农舍，相映成画。 据绍兴越文化研究者张观达回忆，旧时的山阴道，是一条由石板铺砌的驿道。驿道如一条玉带，镶嵌在一片绿色桑田中间，右面是鉴湖支流娄宫江，清流碧透，轻舟争流，风帆竞发。平川尽处，娄宫江畔，一座小山头如一支箭荷。驿道转入一座架在河面上的小石桥，站在桥上往前望，比荷山高大十倍的亭山挡住了去路。小桥下，一座古庵端立桥堍，庵前一条过廊，有石凳沿河绕廊。穿过过廊，河往右拐，道往左通，直奔亭山。人行至此，面对挡住去路的亭山，就会产生路到尽头，水到末处，无路可行人、无水可通舟的感觉。待至到了山前，一条由翠竹编筑的长达20余米的长廊，沿山脚一拐，绕过亭山，驿道又如一条古龙，蜿蜒在绿色的田野上，而水势也因势一转，流经山麓，奔流而去，成了宽阔的河面。 

　　山阴道始于何年，查无史料。但成名于东晋却是铁定的事实。其实山阴道的成名，应归功于鉴湖。是鉴湖的氤氲水汽滋润了山阴道，才使山阴道有了家常性的往来，有了炊烟与菱歌，有了竞渡与社戏，有了归舟与渔翁，有了黄酒与乌篷。“菱歌袅袅遥相答，烟树昏昏淡欲无”，“一弯画桥出林薄，两岸红蓼连菰蒲”。山阴道的诗情古风里，没有玄艳，没有浮躁，也没有高深，只有平民化的实在，世俗性的贴近，江南式的温柔，水乡型的朦胧。 

　　山阴道上，印有陆游骑驴买酒的身影，泛舟荡桨的浪漫，新钓鳜鱼的怡然，旋洗白莲的欢乐，观竞渡看社戏的笑声。在唐朝，山阴道更是成了“唐诗之路”的起点，笑迎南来北往的骚人墨客。诗人们或倚石兴怀，或临流击歌，或迎风赏竹，或乘月泛舟，留下篇篇佳诗美文。从贺知章的《采莲曲》到孟浩然的《渡浙江问舟中人》，从李白的《送友人寻越中山水》到杜甫的《壮游》，从张籍的《送越客》到白居易的《酬微之夸镜湖》，从张乔的《越中赠别》到徐夤的《山阴故事》……切开山阴道的任何一段，都能上承浩浩文化史，下接脉脉古民风。清代和近代的几位文化大家也相继在山阴道上系上一个个难分难解的情结。李慈铭、蔡元培、王国维、于右任、刘大白、马一浮、郭沫若、郁达夫、陈从周……他们从四面八方走来，从山阴道一路进入绍兴古城，亲名山胜水，访历代古迹，发思古幽情。 

　　经过千百年的积聚，山阴道上人气更旺，文化更重，积淀更深。任何人，只要一脚踏进山阴道，便会情不自禁地作一次历史性的回望。于是，乌篷船、黑瓦、白墙、老街、深巷……所有的人文气息和民俗风情都有酒乡的醉意和历史的韵味。正如蔡元培所说：“绍兴就是这么一个历史积淀层叠、文化拥挤、名人与名人紧挨着的地方，每一步下去，都能踩中一处历史。” 文化巨匠鲁迅曾写过一篇叫《好的故事》。 鲁迅写这篇《好的故事》是1925年，当时正是中国社会的黑暗期，鲁迅身在北京，情寄故乡，在悲苦中回想山阴道上的美景，在寂寞中思考祖国的命运。此时的山阴道已是鲁迅眼中的一种寄托，一种象征，一种希望。是他排忧的一杯酒，是他追寻的一盏灯。 

　　眼下的山阴道，虽已经不复旧时模样，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依稀可觅，“越水长青水长白，越人常家山水国”的情趣仍可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