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电视艺术家协会成立20年，又要迎来新中国60年纪念。诸多纪念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为浙江的作家编一套电视剧文学剧本的丛书。　　

　　浙江“视协”的第一任主席林辰夫同志曾经说过“视协”要抓创作，剧本是一剧之本，忽视不得。省文联主席的顾锡东同志也多次强调，拍摄影视剧这样的综合艺术，工程浩大，涉及多方。但抓剧本，找几个作者动几支笔杆，“视协”应当大有可为。如今两位老人已经仙逝，他们曾经付出的心血和眼下浙江影视剧出现的新态势，在这套丛书里还是体现了。

　　我在1979年底就介入了电视剧的创作，与这套丛书中的所有作者几乎全是朋友。我们这一代作家，在自己创作的旺盛期遇上了改革开放的30年，这30年是为文学艺术创造了良好生长环境的30年，是随着电视传播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让电视剧艺术的生长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的30年。作为这一时期的电视剧编剧是幸运也是幸福的。

　　浙江编剧从30年前开始介入电视剧创作，一开头便关注现实生活。从最初的《约会》、《洞房》、《神秘的国画》、《桃子风波》等到最近的《十万人家》和《北风那个吹》，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每一步历史的足音都在浙江电视剧中产生审美的回响，并也因此形成了浙派影视的鲜明特征。收在这套丛书里的《女记者的画外音》、《新闻启示录》，是上世纪80年代直面人生，反映改革的代表性作品，曾在全国引起轰动效应。后来出现的浙江电视剧《至高利益》、《我主沉浮》，都继承了这种关注现实的胆魄和勇气。《走入欧洲》、《大年三十》、《翠姐姐回娘家》、《盈盈一水间》、《中国空姐》、《野姑娘茉莉花》、《新房子老房子》等一批作品，生动地把走进新时期的人民群众思想观念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演进，精神面貌的更新都予以了符合电视艺术的表达。包括以鲁冠球为原型的《钱江潮》和以楼忠福为原型的《摩天鹰架》，也在写时代人物的作品中赋予了作家的历史关怀和审美发现。还有这样一批份量较重的作品，如《中国商人》、《喂，菲亚特》、《钱塘人家》、《鸡毛换糖》、《海之门》、《十万人家》，基本上都是以浙江本土的改革开放的火热生活为蓝本，从浙江人民的进步中获得了艺术的进步，从浙江社会的发展中获得了艺术的发展。产生于1992年初的《中国商人》，对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艺术呐喊，产生于近期的《十万人家》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思想的艺术阐释，无一不是浙江经济社会的创造，让浙江的电视剧艺术也获得了自己的创造。浙江的现实题材电视剧以反映改革开放激荡岁月的居多，浙江的作家们总是在塑造时代人物时反映重大的时代主题，总在波澜起伏的社会转型中结构扎实的戏剧冲突，总有引人入胜的当代命运为屏幕上的故事与人叱咤风云。我不止一次地在全国性的有关艺术会议上，听很多领导和专家论及浙江电视剧“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艺术功力，我往往首先为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的“春江水暖”而骄傲，浙江电视剧在现实题材领域的开拓前进并有不薄收获，当然要感谢生活，感谢时代。

　　和全国电视剧的发展一样，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在我们浙江作家的笔下，也犹如我们的斑斓历史而一展忽雄壮忽委婉的丰饶之色。像写苍生社稷的《天下粮仓》、写匡扶正义的《大宋提刑官》、写亦颠亦谐亦正亦歪的《济公》、写吴越春秋的《卧薪尝胆》；写陈英士传奇的《中国往事》；写蒲松龄的《聊斋先生》；写岳飞的《满江红》；写近代商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写满腹经纶的《绍兴师爷》、写历史之谜的《吕不韦传奇》、写一代才女的《李清照》等，还有一批像《玲珑女》、《六如女》、《徐文长的故事》、《九斤姑娘》等写古代故事的电视剧，使得浙江电视剧艺术明显有了厚重的历史底蕴，也彰显了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承。在我看来，历史题材电视剧往往总是寄存着当代人的命运寻找，这种寻找还往往不满足已有过的甚至很高端的历史评判，想在历史的累积里发现通向现实的路径，这是其一；前面提到的“丰饶”，也使得作家们有了愿意注目的愉快心情。他们在历史的旷野里行走，每一次停留都成为一次丰盛的回归，这是其二；也许电视连续剧这样的表现样式成为深度展示历史的艺术长卷已被业界公认和观众喜闻乐见，所以历史题材在电视上的放牧已成为许多作家乐不思蜀的理由，这是其三。如此这般，浙江作家的收获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硕果累累，想来也是必然的。

　　接下来我想把下面一批作品划入总是被有关领导和专家，包括一些同行也以此来看的红色题材的范围。如写我党诞生的《日出东方》、写两弹上天的《中国神火》、写教育大师的《马寅初》、写伟人恋情的《毛泽东与杨开慧》、写革命女侠的《秋瑾》、为一代伟人立传的《鲁迅》、《华罗庚》、《鲁迅与柔石》、《鲁迅与许广平》，写革命音乐家任光的《彩云追月》。这一类作品，其实也属于历史题材。但由于近现代以来，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对于历史的卓越贡献和当代中国精神品格上的高度契合，以及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的内在相融，使得作家们在电视剧上的跋涉当然地要在这片丰沃的土地上留下属于自己的脚印。放在全国电视剧的发展态势中看，浙江作家的努力当属翘楚。上述这批作品，无一例外地获全国大奖，有的在某一年度横扫了所有电视艺术类别的艺术高奖，并且站上了收视排行榜。还有一些如《刘玲英》、《杨东海》等电视剧，基本上是以当代英模为蓝本的，也可以划入红色题材一类，其间的探索也值得记下一笔。

　　浙江电视剧艺术的繁荣还不容忽视改编名著的成就。《子夜》、《为奴隶的母亲》、《春蚕·秋收·残冬》、《金色夜叉》、《红日》、《玉卿嫂》、《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一批剧目，大都从文学名著改编而来，也有不同凡响。此类作品总是从尊重原著出发，在阅读文字的时间艺术中寻找空间的造型元素，用电视连续剧的规律来完成艺术形式的现实，把文学名著已有的成功展示为屏幕上的历史。我们往往把文学称为所有艺术的文学支撑，把以往的文学建树作为供改编的历史文化资源，在观赏成功的改编文学名著的电视连续剧时，这个感觉肯定更为强烈。浙江电视剧的探索还不仅仅停留于此，在他们看来，今天的改编是属于今天对文学名著的诠释，寻找属于当代意义的审美发现，成了改编中的内在旨向。特别是对典型人物的性格刻划，总是从原著的已有成功出发,并且予以适合影视艺术的发展。不仅仅使得平面的叙述在立体化的过程中趋向饱满，而且把人类文明进程中人类对自身认识上的递进充分体现在改编后的空间造型里。这样，以往的文学名著便在今天的屏幕上有了新鲜的意义。我还想指出，浙江的这一批名著改编而来的电视连续剧，对电视连续剧这样的艺术体裁走向成熟，也功不可没，要感谢文学大师，也要感谢浙江作家们的艰辛探索。

　　电视剧这样的艺术样式在当代文坛的横空出世，并迅速成为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选择，是由其重要的艺术原理在起作用的。“诗经”年代，老百姓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这块田畈到那块田畈的放情歌唱，后来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话本，戏曲和近现代的小说、诗歌、话剧、电影、音乐、歌曲等等，都有各种艺术样式的鼎盛年代，这种鼎盛的形成都在于人们的选择。我想艺术形式从最初的滥觞到风行天下，无不与人类的生存方式同步前行。盛唐长安，现在被称为高雅文人的王之涣、王昌龄、高适还一起在歌舞场所打赌，谁的诗才被大家一再点唱。结果女优的歌声里反复出现他们笔下的句子：“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据说席间以王昌龄的诗歌名篇居多，高适和王之涣为此被罚酒至醉。宋时的杭州，词曲的繁华足迹几乎遍及所有的糕砖青桥、黑瓦白墙，大词人柳永的句子每夜每夜地穿越着勾栏瓦舍，被历史记载为“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用今天的词儿来说，叫做受众对艺术样式的选择。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高科技使得传播手段空前丰富，受众欣赏艺术的选择呈现多元是历史上的任何年代都无法比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观众晚上看电视的内容取舍，仍有70%的人群选择看电视剧，真可谓当代中国大地上欣赏艺术的蔚为壮观。这就是电视艺术家们从艺术原理出发，30来年里在电视剧领域中不断创造的最令人喜悦的重要收获。浙江的作家们提供了这么一大批优秀的电视剧剧本，我想是时代的幸运，艺术的幸运，也是浙江作家的幸运。

　　浙江作家在电视剧艺术上的文学创造，可供研究者作进一步研判。在与同行们交流中我曾说过几层意思，也就在这里简约录之，以供参考。一是观察现实生活的思想上的敏锐。他们的作品里总有纷繁复杂的社会前行的足迹，也总能看到他们的历史洞察和发现，因此他们的作品基调也总是呈现积极有为的人类基本力量；二是重视研究电视剧艺术的表现规律，善于将宏大的时代主题在生动的故事鲜明的人物上表现为史诗品格，也善于捕捉细致入微的社会情节进而步入历史的黄钟大吕，同样将史诗品格演义成如火如荼的壮丽活剧；三是浙江作家在电视剧创作中体现的艺术风格，往往在细腻婉约中不失豪放，沉着深入的刻划中又见笔墨的粗犷以及疏密有致。

　　一部可以拿来谈谈品格的作品，是整个文坛和所有受众渴望的。我们更渴望看到的，是整部作品无处不在的人格魅力。从风格、品格上升到人格来要求作品，不是谁做的规定，而是一部文学史使然。作品的人格力量在于作家的人格力量，我们都非常明白，我们也要这样去努力。可以这么说，这样的具备了传世意义的大作还没有问世，我愿意置身在这样的期待中。

　　(本文为《浙江电视剧作家优秀作品选》序,作者为浙江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