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我国电光源研究的开拓者，复旦大学原副校长蔡祖泉同志，因病在上海逝世。这个祖籍浙江余杭的84岁老人，被誉为“中国的爱迪生”。在他手中，中国第一盏光源——高压汞灯成功问世。1964年，高压汞灯取代了之前昏黄的老式路灯，从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开始，陆续在全国各大城市的道路上划出一道道“光的长廊”。

　　中国变“亮”了。工人科学家蔡祖泉却没有停止实践的步伐。他在复旦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专业学科，一直引领着中国电光源科技的发展。

　　如今，一生追逐光明的“中国电光源之父”离我们而去，而城市灯光正次第亮起，绚烂的光影，无声地为这位远去的学界泰斗送行。

　　“中国的爱迪生”，

　　让爱迪生故乡用上中国的灯

　　蔡祖泉是谁？

　　都市依旧霓虹闪烁，灯光点亮乡间小道，这个造出新中国第一盏光源的84岁老人，却永远离开了我们，“去往天堂造灯”。

　　50多年前，爱迪生发明的电灯问世已数十年，可中国尚不能自主生产灯泡。正是“中国爱迪生”蔡祖泉先生，用毕生心血培育起中国的电光源事业，令它从无到有，从有到强。

　　如今，中国每年制造超过80亿支灯，全世界80%的节能灯都在这里诞生，就连美国同行都感叹说：“现在，连爱迪生的故乡，用的都是中国制造的灯。”

　　作为他的浙江小老乡，我在复旦大学校园里感受着，这个夏天，电光源界的世界级专家、企业家、技术人员、学子，都将一声叹息留在了这里。斯人已去，光亮仍在。

　　人们没有忘记，我国第一只用于道路照明的高压汞灯在蔡祖泉的手里诞生。1964年，它代替昏黄的老式路灯，从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开始，陆续在全国各大城市的道路上划出一道道“光的长廊”。

　　我国第一只1000瓦的卤钨灯，同样在他手中诞生。1964年，它为打谷场上的农民送去光明。灯火辉映下，稻谷闪烁金色光芒。

　　我国第一只25千瓦的水冷电极短弧氙灯，也在他手中诞生。上世纪70年代，它作为大型空间环境模拟设备——太阳模拟器的光源，应用于我国的航天工业。

　　从20世纪60年代走来的上海人，谁又能忘记，当年在人民广场引起轰动的“人造小太阳”——100千瓦的长弧氙灯，让中国照明技术在国际上挺起胸膛。这只由蔡祖泉打造出来的灯，被大家叫做“争气灯”。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摄影记者手上拿着的，还是如排球般大小的老式放炮型新闻灯。为了争口气，1963年，蔡祖泉开始着手研制“自己的新闻灯”，半年后，中国成功挥别老式新闻灯，生产出仅有钢笔大小的碘钨灯。

　　他相继研制出的脉冲氙灯、氢弧灯、氪光谱灯、超高压强氙灯、充碘石英钨丝灯、超高压强汞灯等10余类照明光源和仪器光源，大大缩短了我国电光源研究水平与国际上的差距。

　　“他是中国电光源事业之父，是中国电光源事业的民族脊梁。”企业界如此评价。

　　曾经的一个学徒工，

　　在复旦建立我国首个电光源专业学科

　　早在上世纪60年代，蔡祖泉就被树为上海的革新标兵和劳模标兵。他的事迹从复旦大学传遍上海，感动了整整几代人。然而，一直以来，身边最亲近的人，都尊称他为“师傅”。

　　和爱迪生一样，祖籍浙江余杭的蔡祖泉，最初也是一个学徒工。

　　抗战时期，年仅16岁的他就到上海中法药厂（延安制药厂）的玻璃制造车间当学徒，生产玻璃药水瓶。在那里，这个年轻的玻璃工，一干就是10年，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上海交通大学的周同庆教授、方俊鑫先生承担了国家研制X光管的任务，他们急需一位懂得玻璃制作技术的助手，点名要了蔡祖泉。3个月后，药厂少了一个玻璃生产工，而中国的电光源事业，却多了一位开拓者。

　　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蔡祖泉与X光管研制组的同志，一起来到了复旦大学。1961年，蔡祖泉与同伴初探我国科学界的“空白领域”——电光源，“如何让金属与玻璃完美封接”成了第一道门槛。

　　为了让这两个材质、受热反应、膨胀系数都不同的物质“紧密合作”，蔡祖泉带领大家连续三四个月，天天工作到凌晨。最终他们终于找到了耐高温、弹性强的金属钼导片。

　　在研制“小太阳”时，玻璃和金属接口的地方必须要用能耐高温的银焊条，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这种焊条。蔡祖泉拿出家里的银元，熔化掉，制作成焊条，专门“对付”焊长弧氙灯的接口。

　　当年设备缺乏，“师傅”用手工敲了几天，制作出金属电极的故事，至今仍在他一手缔造的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里流传。博士陈育明说，这样的绝活，让蔡老有了“工人科学家”的美誉。

　　蔡祖泉曾希望读大学，并考上了南京工学院，但因为工作需要，没有读成。他一生的科研知识，全靠坚持不懈的自学和实践。

　　谁又能想到，这个只读了三年小学的人，日后培养出中国电光源领域一批又一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他的学生陈大华教授依然记得，在1984年创办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系之前，蔡祖泉把一批又一批学生送到国外深造，由此调查了全球38所大学，观察它们在电光源领域的建系规范，探讨在复旦的办系条件、理由和具体做法。

　　“你不要在实验室烧玻璃了，出国去！”“我不懂ABC啊。”“先学外语，去上外培训半年。”这段对话，促成陈大华之后前往德国深造，又受到“师傅”人格魅力的感召，回国建设“系所事业”。

　　若干年以后，上海几大光源照明公司一起开研讨会，几乎成了复旦大学的校友会。“这是我的学生啊！”说这话时，蔡老眉宇间的笑意，让人觉得已经退休的他，就像一个天真的孩童。

　　坚持每年做专利，

　　八旬老人陪博士生来浙江找工作

　　“中国企业要做强做大，必须具备自己的研发团队和核心技术。千万不能忽视丰富的产品线，相较于GE、欧司朗和飞利浦这三大光源巨头，国内企业的产品线太过单一，无形之中竞争力大减……”退休以后，蔡祖泉依然心系创新，在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照明协会理事长岗位上兢兢业业，谋划建言。

　　复旦博士刘洋庆幸的是，即使在蔡老退休多年之后，学生们依然能时常得到他的指点。“几次去蔡老家拜访，他都亲自给我们倒水。”刘洋觉得，能在校园里看到这位年过80岁的老爷子“背很挺”地走路，都能提起自己的精神气儿。

　　这是一个不知疲倦，停不下来的老人。

　　即使面对已取得的辉煌成就，身为人师的他仍未间断自身学习，学生们常能在复旦的晨曦中，看到他背英语单词的身影。

　　按说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偏偏还要自讨苦吃——快退休时，走上了研发、推广节能照明技术的征程。

　　上世纪80年代初，从德国照明技术大会归来的蔡祖泉，带回一个不起眼的玻璃小玩意：国外第一代节能灯。1985年起，他开发了中国人自己的系列节能荧光灯。

　　退休后，蔡老不顾年迈，为苏浙沪的照明企业当免费顾问，四处奔波。几年前，浙江临安的宇中高虹节能灯厂因技术问题经营不善，厂长来到复旦“搬救兵”。蔡老二话不说直奔临安，查找问题、革新技术、理顺流程。现在，这家企业已成了当地照明企业的“龙头老大”。

　　卸任后，蔡老仍坚持每年做出一两个专利。他说，“爱迪生到晚年仍坚持发明研究，这一点我得向他学习，能活多久，就工作多久。” 

　　去年8月，这位八旬老人还亲自带着两位博士生来到家乡，安排他们与临安的民企老总见面，帮他们物色合适的工作岗位。他一直希望，高学历专业人才能走向企业，走向一线。

　　燃尽人生最后的光和热

　　中国的每一盏灯都在延续他的生命

　　“中国需要强大，光源更需要自主创新！有自己的新技术，我们就能站起来。”蔡祖泉常说的这些话，学生们未能忘怀。

　　他的大弟子朱绍龙说：“为了创新搞发明，蔡老师是不要睡觉的。”他的同事周东奎感慨说：“老蔡原本身体很好，这些年国内国外跑太多，太辛苦。”

　　学生们记得，上世纪60年代条件艰苦，大家伙每天加班到深夜，肚子饿得咕咕叫。师傅省下家里的口粮，把弟弟从西藏带回的羊油拿到实验室，让大家抹在馒头片上，用火烤了吃，“特香”。

　　作为一个年轻的前辈，陈育明博士最难忘的一个细节是，在他读研时，曾经担任翻译接待外国专家，在他卡壳时，蔡老轻轻在背后提醒他，“过渡玻璃”英语应该怎么说。

　　这是一个细心、热心、温暖人心的老人。

　　两个月前，卧病在床的蔡祖泉写字已经吃力，他请学生朱绍龙为自己记录口述遗嘱——第一条：丧事简办，不给大家添麻烦。

　　第二条：将自己积蓄的30万元现金捐给希望工程。当朱绍龙在电脑上输入“回报社会”时，已十分虚弱的蔡老急急摇头，“这么小的事情，当不起‘回报’二字，只能算‘略尽心意’。”

　　为了让中国“亮”起来，他奋力燃尽人生最后的光和热。

　　“企业要经常给大学出题目，遇到技术难题就要去大学里问问科学家。科学研究也要同应用需求紧密结合，科学家不要拍拍脑袋自己想题目，否则做出的成果不一定是企业最需要的。”产学研研讨会上，82岁高龄的蔡祖泉大声疾呼，声音洪亮。

　　2007年，在蔡祖泉的直接推动下，被誉为光源界“奥林匹克会议”的国际电光源学术讨论会第一次在中国召开。国内外企业家、研究人员深入交流，中国电光源力量精彩亮相。蔡老对身边亲人和同事说，“我最大的心愿已了。”

　　学生们在电光源楼边的大树上，挂起了亲手折叠的白色千纸鹤，为这个笑容灿烂纯真的老人送行。

　　“有许多问题需要一步步解决，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一定会出现像GE、欧司朗和飞利浦这样的光源巨头……”都市繁华夜空中闪烁的灯光，仿佛传递着蔡祖泉老人炯炯有神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