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对平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这一话题进行了充分讨论。

　　牛津大学第一副校长麦克米伦认为，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得以生存的基础。

　　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一对矛盾，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正如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谢绳武所说，过去学校的行政领导干预了太多的学术问题，比如职称评定、新学院的设立、专业人员的引进等等。与会校长认为，这是大学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有些大学还严格要求教师每年必须在国家刊物上发表几篇文章，必须上足规定的课时。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说，过去大学开哪门课，都是行政领导说了算。一位普通行政人员有时可以把一位老教授说得不敢抬头。如果行政权力高于学术权力，现代大学将永远无法积淀、锤炼大学精神，而没有学术尊严，就没有大学。看来，如果不处理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矛盾，就会制约中国大学的发展。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应该像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院士所说的那样：“大学里，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必须分开。”但是，一定要形成相互制约的机制。

　　分离两种权力，国内大学有很多做法。谢绳武认为，将来的发展方向是“党委领导，校长行政，专家治学”。他认为，党委管理学校总体方向，但不要包办一切，主管校长应偏向行政，把学术留给教授们。而当务之急是在学院及各系建立起完善的教授会制度，改变以前学术委员会行政领导一边倒的现象。

　　郑南宁的经验是，把权力分散，在全校成立了学术委员会、人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6个委员会。在处理专业设置等学术问题时，首先听取学术委员会的报告，然后由经济委员会进行预算，评估其可行性。

　　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他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是大师的风格。

　　刘经南说：“像陈寅恪这样的教授太少了。”他说，中国的大学迫切需要两种教授，一种是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一种是淡泊名利、一心做学问的人。武汉大学一向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传统，它可以接受几位教师18年没有学术成果的现实情况。结果，这几位教师的《古训汇纂》一经抛出，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尊重学术权力，并不是否定行政权力。北京化工大学校长王子镐认为：“在牵涉到学术、发展方向、策划项目、确定最新学科选题等教学上的问题方面，教授应该有充分的发言权，不要行政干预。但是在决定学校定位、学校的发展这些重大问题上，校长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任何一个教授都会过分强调自己学科的重要性。”

　　（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国教育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