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故事，总是在城市的哪个角落不断地上演。

　　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想用“疏”的方法来架起沟通的桥梁。于是他们划出了一些区域让流动摊贩“进场”。谁来管呢？政府让摊贩们自己投票推荐选出了一个管理代表，而他原先就曾是一个流动小贩——    

　　提心吊胆

　　“卖鸡爪”

　　1996年，二十一岁的陈宝军退伍了，寻思着谋一份职业。姐姐到萧山已经三年了，每次通电话总是谈生意上的事情，想必发展不错。很多安徽老乡也在那边创业，何不投奔他们？

　　满怀憧憬，陈宝军来到萧山，住进了姐姐一家的出租房里。一打听才知道，周围的邻居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人员，在开发区里当流动摊贩。

　　在开发区里，不少企业员工是北方人，吃不惯食堂里的米饭，喜欢吃面食。这些年来，姐姐就是一直在卖馒头和面条。

　　在姐姐和老乡的指导下，陈宝军卖起了卤猪头肉、卤鸡爪等，并掌握了做生意的不同时间与地点。单位上班时间，各个马路口有生意；中午或傍晚下班时，企业门口的生意最红火；晚上七点以后，一些职工宿舍楼前的生意也不错。

　　然而，这些都在提心吊胆中进行，流动摊贩常被城市管理人员突查。

　　陈宝军年轻机灵，能轻易逃脱。可是姐姐年纪大了，加上左腿有风湿病，跑不快。隔三差五总能看到姐姐抹着眼泪：“今天的东西又被没收了，前几天赚的钱又赔进去了啊。”

　　两个侄子要吃饭上学，姐姐没有文化，上次好不容易介绍了一个在超市里打扫卫生的活，却因为年龄超出了三岁，不够资格。

　　朋友阿健受伤的事情也让陈宝军心理蒙上一层阴影。

　　阿健卖臭豆腐，那天他正埋头忙着给顾客炸臭豆腐的时候，有人叫“来管了”。阿健赶忙推车就跑，可慌乱中脚踩空了，车上锅里滚烫油泼向他的脸和身上。在出租房里，阿健养伤一个月后，独自离开了出租房。

　　在陈宝军身边，这样的朋友和亲人太多太多。他们肩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重担，却因为文化低、年龄大等原因，无法在异乡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维持生计，只能用这样一种不被城市认可的方式谋生，事实上也无法安顿。

　　想给政府写封信

　　2000年，陈宝军在杭州陶瓷品市场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工作，不再当流动摊贩。正规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让他长出一口气。随后的七年里，他靠着努力和勤奋逐渐掌握了一批客户资源，每年的收入有七万元。

　　与此同时，随着开发区里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不同地方的无业人员也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流动摊贩。摊贩队伍不断扩大，不同地区之间形成了以老乡为关系的帮派，冲突也越来越多。

　　一天下班回家，邻居告诉他，姐姐在摆摊时和其他摊位发生冲突，被别人打了。陈宝军一口气跑到医院，姐姐额头上围着纱布，呆呆地坐在医院走廊上。“我要想办法帮姐姐在市场里找到一个合法的摊位，不能让她整天担惊受怕。”

　　身边的老乡仍旧与城管打游击战，你来我跑，你走了我还来。马路上总能看到流动摊贩在路口叫卖，成为交通安全的一大隐患。卖完的东西到处扔，环境卫生又脏又乱。如今，从一个中立者的身份，他终于能理解城管的责职和难处。

　　姐姐受伤一周后，城管对流动摊贩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摊贩与城管间产生了冲突。“以后我们还能在这里继续呆下去吗？”冷静下来，老乡们开始发愁。

　　陈宝军在老乡中的口碑最好，平时喜欢给大家出主意，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或是矛盾，少不了他。

　　“我们给政府写封信吧，把大家的苦处和想法向政府汇报。只要政府给我们一个摆摊的地方，让我们有口饭吃就行。”妻子徐玲丽提了个建议。

　　陈宝军眼睛一亮，这或许是一个好方法。第二天，夫妻两人分别向单位请了假。一整天，两人在电脑前不停地敲打键盘，反复修改后，一封深情并茂的报告完成了。

　　让陈宝军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封信引起了开发区管委会和城管的高度重视。三天后，陈宝军应邀来到了开发区管委会的办公室。

　　其实，市政公司和管委会也为这种“游击战”头疼不已，就管理流动摊贩多次开会讨论，大家普遍认为纯粹采取“堵”的方式收效甚微，并有意用“堵疏结合”的方法对摊贩进行试点管理。这封信触动了政府的心思。

　　“我们打算在开发区的8个人行道路段设置专门让流动摊贩经营的场地，共有54个摊位，可以让一些流动摊贩合法经营。此外，聘请一家物业公司负责摊贩的日常管理工作。”

　　管委会的想法让陈宝军百感交集，这是开发区政府部门给“小商贩”的一个机会，也是对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关心与帮助啊。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毛遂自荐向有关部门提出，这个物管公司可以由我来办。开发区社会事业发展局便同意先试点管理。”

　　当上一个摊贩头

　　“协助政府管理摊贩，是多么难得的好机会。”今年四月，陈宝军注册了“杭州万亨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陈宝军最初接收摊贩管理的差事有两个目的，一是帮助那些生意做得好的老乡有机会留下来谋生，另一个原因是帮姐姐选一个做生意的摊位。

　　夫妻俩没想到，矛盾也接踵而来。

　　政府划出的合法摊位只有五十四个，报名想进来的却有一百多户。特别是人气最旺的小商品市场附近的十六个摊位，有四十六户报名。摊位太少，想进来的人太多，如何处理？

　　“姐夫找到我，让我给姐姐安排位置最好的一号摊位。可是我这么做，以后怎么面对其他摊主。”

　　直到现在，表哥和弟弟都没有安排进来，姐姐年纪大了，和江西一户人家拼一个摊位。家里人不理解，对着陈宝军大吵了一顿。

　　为了让更多的人进来做生意，陈宝军想到了多人拼一个摊位。有些人喜欢上午做生意，有些人喜欢下午，两户正好平摊。一些地段好的摊位，每天最多可以划出四个时段，让四户人家分开做生意。

　　一家三个兄弟都想要摊位，大哥刚从牢里出来，他们扬言要么三个人都有摊位，要么都别做生意。

　　面对刺头的摊主怎么办？陈宝军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避免他们带头闹事。并发挥大哥的积极性，让他成为小组长，负责监督摊位的安全卫生。有了工作职务，大哥不再是满口粗话，懂得以身作则。

　　占道证、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这看似简单的证件足足花了三个月才帮大家一一办齐。

　　费用总是让人敏感的话题。每个摊位每月270元的占道费是交给政府的，陈宝军垫付了所有摊位一年的占道费。

　　根据经营品种不同，摊主每月交给服务公司200至600元不等的服务费。在不少人看来，这上面公司赚了不少钱。

　　利润空间到底有多大？经营三个月后，夫妻俩认真算了一笔经济账。他们有自己的说法：

　　五十四个摊位，平均每月三百元管理费，一共一万六千多元。这是公司每月的理想收入，不包括有些摊位淡季回家务农，不交服务费。

　　支出部分有：六个管理人员每月开销共九千元；给每个摊位发的扫帚等日用品共一千元；办公房租一月１８００元；加上负责运货的电瓶车、门面装修等，第一年能够保本经营就不错了。

　　“每天早上七点出门，最早也是晚上十一点到家，夜里常常要带着管理人员打扫卫生。遇到下雨天，也要第一个冲到摊位上加固帐篷，检查安全。”妻子徐玲丽觉得丈夫揽了一个烫手山芋。一方面要对政府负责，保证街道的环境卫生、摊贩合法经营，另一方面又要得到摊贩的理解，不让大家说闲话。

　　“前段时间，有人举报我们专门赚摊主的钱。我几天几夜都睡不着。”

　　多替他们想一想

　　除了经济，由于有保证合法经营和公平竞争的管理职能，担心出事起纠纷也是他的心病。

　　每天晚上，陈宝军都要走访两个摊位。做过小贩的他知道，摊主之间的矛盾往往缘于重复经营。看到别人的面条卖得好，便学着买一样的料，做一模一样的品种。摊主之间的冲突也因此产生。

　　他做了一番调查，每十六个摊位中，重复经营不能超过三家，否则大家都赚不到钱。但是，其他重复经营的摊主怎么办？

　　陈宝军做陶瓷生意时，常常留意各地的面食点心。宁波的水蒸馍味道不错，慈溪的千层饼也很有特色。他鼓励一些摊主拜师学艺，自己也在家里研究点心书籍。

　　生意的好坏最能影响摊主情绪，引导摊主掌握做生意也是陈宝军要做的一件事。

　　“为何我的面食总是卖不好？”六号摊主抱怨。

　　“你先给我炒一盘。”仔细吃完炒面，陈宝军提出意见。“面炒得不够筋斗，太软影响了口感。现在猪肉价格下降，炒面里何不将瘦肉代替鸡蛋，成本不高，味道却是天差地别。”

　　“有些摊主为了省功夫，从市场上直接买来碎辣椒，可是碎辣椒里往往有些杂质影响了口感。” 陈宝军建议摊主买来完整的干辣椒，自己碾碎，这样烧出来的辣味更加纯正。

　　“服务态度和个人卫生仪表都要注意，说话要有礼貌，手指甲要剪干净，最好戴上口罩，顾客会对食物更加放心。”他花费的心思比摊主多。

　　保持环境整洁是政府关心的事情。各自摊位的门前三包往往没问题，但一些摊主做生意时顾不上周边的环境。深夜里等摊主收摊后，陈宝军带着管理人员拿起水龙头和扫把大清洁。干完活，再掏钱一起吃宵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