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产业工人的一部分。目前,随着老一代农民工“解甲归田”,80、90年代出生的1亿多新生代农民工已成务工人员的主流。受社会历史、生活环境、教育状况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价值观念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分析他们的价值观,有助于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对解决农民工问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保持整个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
之积极表现
社会转型对于中国社会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中国的乡村同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体现在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繁荣,更体现在农村劳动力思想和价值观念上的变化。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一切的行为都是价值观念作用的结果。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近乎“夹缝”中的价值取向。
权利意识增强
老一代农民工从乡土社会来到城市社会,为的是更好地养家糊口。由于普遍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缺乏法律观念,又怕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在都市生活中几乎处于“失语”地位。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动机是寻求个人发展,并不像父兄辈为了解决自身和家庭温饱问题。他们要求在受教育权、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上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优化农民工青年成长的社会环境。如果基本权利得不到尊重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用脚投票”,拿起法律“武器”。他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了钱,很大程度上是在告诉人们要懂得尊重他们。
自我发展意识增强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也将谋生、赚钱作为重要目标,但不再把自己当作赚钱工具。他们不仅看重工作的“钱途”,更看中“前途”与提高生活品质。他们消费意识强,并以此向世人、社会展示自我的能力和价值;都带有“闯天下,寻发展”的目的,也想逐渐从打工仔转变为“创业者”;仅仅提高工资已经吸引不了他们,他们还会要求更多的闲暇时间以及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等等。对用人单位来说,这些新的变化无疑对以往驾轻就熟的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
市民化意识增强
周晓虹认为,“城市及城市文明应该能够赋予一个人在其间生活的最起码的现代特质”。英格尔斯等人的研究也表明,都市经验是个人现代性最有力的影响因素之一。
对大多数老一代农民工来说,到城市务工只是阶段性的。很多人只是把城市当作一个“找钱”的地方,他们的“根”永远在农村。新生代农民工显然没这么恋乡。城里的行为规范、科学技术、信息传播等每时每刻都在无孔不入地改变和塑造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的“向心力”日益增强,且在潜意识里想“抛弃”农村。
调查显示,尽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但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愿在城市留下来。并且由于素质相对较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均以城市为坐标,更渴望以智力而不是体力在城市生存。尽管城市社会对于农民工还存在着“经济接纳、社会拒入”,他们仍渴望得到城市的认可,渴望“市民”的身份认同及社会融合。
培训、学习意识更强
老一代农民工进行的是一种地理上的“迁移流动”,主要目的是赚钱;新生代农民工所进行的则是一种“社会流动”,追求的是身份、地位和文化的提升,而学习并拥有技能就成了向上流动的“阶梯”。
新生代农民工年富力强,文化程度大幅提高,求职的预期和移居城镇的愿望比老一代农民工要高得多,同时在市场竞争和求富欲望的双重压力下,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文化和技能的愿望都十分迫切。他们不满足于永远在流水线上干,掌握真实本领,不断地充实自我完善自身才是新生代追求的真正目标。内动力就是“非农就业”的目标,期望学习能带来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
之消极表现
价值自身就是一个充满时效性的概念,时代变了,价值观必然发生变化。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青年在价值观问题上的趋近趋同倾向,反映了我国的现代化、城市化正在稳步推进,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正朝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健康发展。然而在进步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一些负面价值观的影响。
缺乏吃苦耐劳精神
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多数响应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号召,他们多数在家里也都是惟一的“宝贝疙瘩”。尽管在户口本上他们仍是农民身份,但其中相当多的人从来没有接触过农业生产劳动。并且由于种地收入低甚至不赚钱,新生代农民工中相当一部分存在着农民不爱地,农民不爱农,“轻农、厌农、弃农”意识。
即便是进城打工,和老一辈农民工的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相比,如今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对于长时间在生产线上进行单调枯燥的重复手工操作,既缺乏思想准备,也缺乏身体耐受力,而频繁跳槽。
有关专家表示,农村脱贫致富导致新生代民工经济比较宽裕,求职就业的迫切性相应的减弱。而且因为劳动技能差,技术工种短时间内干不了,体力工种又不愿意干,吃苦耐劳精神较老一代农民工差很远。
消费盲目,责任意识差
既然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的目的不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他们的家庭意识显然要差。同时他们自身也并不认同自己具有照顾家庭的义务。在新的环境中,他们自我控制能力和道德规范的约束力都在下降,最容易在放任自由的状态中迷失自己。广东省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收支状况有一个显著特点:十分注重满足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和欲望,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对耐用消费品、奢侈品的要求不亚于城镇居民。尤其是没有结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模仿能力非常惊人。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80%的收入被自己花掉了,只有不到20%的收入可能寄回家。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就选择放弃。他们也不回到农村去,而是留在城市“晃荡”,对家庭,甚至对自己缺乏起码的责任感。
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城市的冷漠症”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抱着发展的目的来到城市,希望通过进入城市打工离开穷苦的农村,变成真正的城里人,从而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种流动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很多时候,迷茫、彷徨、愤慨、无助、仇视、向往等多种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青春期复杂的人格和思维状态。这种感受极易促使他们的心态发生变化,对城市产生出一种复杂的城市过客心理,并对城市社会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甚至会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视社会的心态。这种心理状况如果不能正确、及时地加以引导,势必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置于社会正常秩序与制度之外,给社会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理性的思考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是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流,“新生代农民工”几乎“一切都是新的”:新的供需矛盾,新的权益维护,新的用工需求……
按照社会学家丹尼尔伦纳(Daniel Lerner)的定义,“过渡人”是站在“传统—现代的连续体”上的人,是指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间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混合着新旧两种物质,有着双重价值系统的人们。他们同时兼有传统人和现代人的某些心理文化素质和性格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夹在中间的一代”,他们的价值观在传统与现代的主导价值体系下“左右挣扎”。从总体上看,改革、进取、创新、务实是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变化的主流,传统的价值观虽已“寞落”但仍具影响,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功利、实用倾向也没有完全避免功利主义和庸俗实用主义的消极作用。他们人格的独立与依附心理,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与精神的失落,整个城市的活力增强、节奏感加快的同时与城市对他们的排斥感和失落感上升。他们怀着抱负和理想,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寻找着自己的位置。而农民工是否真正完成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不仅仅只是他们的职业身份的转变和居住空间的转移,更需要他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社会文化发生转换。
因此,我们要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运行轨迹,要在科学定位的基础上去引导、规范、重塑他们的价值观,使其自觉摒弃、清除思想观念中的负面因素,铸就一种符合时代发展和改革精神的价值观念,使他们顺利地实现城市化和非农化的转移,促进全社会健康、稳定、和谐发展。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