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龙泉一位铸剑师傅曾谈起：同样用上等钢材，同样经千锤百炼，为什么有的剑青锋寒光、霜气凌然，有的却黯淡无光、柔弱无力？关键在于“淬火”这道工序是否恰到好处。所谓“淬火”，便是当所炼之剑加热到相当高的温度时，及时将其浸入水或油中迅速冷却。这样铸就的剑，无论强度、硬度、韧度还是耐磨度都大为增强，自然成了一把好剑。

　　剑的被“淬火”，很容易联想到人的受“刺激”。有的人早年曾遭剧烈刺激，但恍若醍醐灌顶，使其终成大器，远的不说，讲几个近、现代的小故事——

　　光绪十一年（1885年），28岁的辜鸿铭做了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在国外长大的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但国学根基不深。一次总督搞宴请，辜鸿铭高谈阔论，旁若无人。见坐在身边的“清代大儒”沈曾植一声不吭，便问道：“先生为何沉默无语？”沈回答：“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辜鸿铭深受刺激，从此沉潜于中国古籍之中，“穷四书、五经之奥，兼涉群籍”。十余年后，辜鸿铭再向沈曾植挑战，沈高挂免战牌。

　　1895年，21岁的朱起凤在浙江安澜书院教书。某次阅改学生课卷时，将卷中“首施两端”批为“当作首鼠”。众生见后嘲笑道：“《后汉书》都没读过，怎能批阅文章!”原来，“首鼠”与“首施”在《汉书》中是可以通假的。受此奚落，朱起凤羞愧不已，从此发愤于训诂学的研究。三十年后，写出了著名的辞书《辞通》。

　　1896年，32岁的齐白石绘画已颇有名气。他的恩师胡沁园见他画上无印，便送他几方寿山石，让他去找篆刻名家丁可均刻印。齐白石将印石送到丁家后，几次前去取印，丁都爱理不理。第五次到丁家，连叫三声“丁师傅”，丁才回过头来，把寿山石往齐白石身上一扔，说：“拿回去磨平再来!”齐白石一气之下，连夜用修脚刀自刻“死不休”一印。此后，他五十余年操刀不辍，所治之印数以千计。后世论及齐白石之印，都评曰“险峻奇崛”。齐白石则评说自己“诗第一，印第二，画第三”。将最能代表他艺术成就的绘画排于治印之后。

　　散文家、翻译家冯亦代，自幼深受文学熏陶，偏爱诗赋，上学后痴迷“雨巷诗人”戴望舒。1939年，26岁的冯亦代在香港与戴望舒不期而遇，他取出一大叠自己的习作向戴望舒求教。数日后，戴望舒对他说：“你的稿子我都看过了。你写的诗大部分是模仿的，没有新意。不是从古典作品里来的，便是从外国来的，也有从我来的。我说句直率的话，你成不了诗人。不过，你的散文还可以，译文也可以，你该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说翻译完。”这话无疑给冯亦代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但恰恰是一句“你成不了诗人”，让冯亦代走上了散文与翻译之路，成了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与散文家。特别是他撰写的大量介绍西方图书的文章，犹如穿越太平洋的一股清新宜人的风，滋润着中国读书人的心田。

　　1936年，25岁的季羡林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列文。第四个学期念完，着手写毕业论文。当时的季先生可谓风华正茂，踌躇满志，决意先写一篇有分量的绪论出来，这样才显得论文有气派。于是花了一年多时间，终于将绪论写完。他自我感觉极好，立即将绪论交给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一星期后，教授将文章退还给季先生。全文只字未改，只是在第一行第一个字的前面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字的后面画上了一个后括号。一个小小的括号，将洋洋万字的绪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了。季先生仿佛当头挨了一棒，他不服气，去找教授“理论理论”。教授不紧不慢地说道：“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根本没有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可又不完整正确，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已是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的季老先生对此事仍记忆犹新，“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剧烈的打击，然而我感激这一次教训，它使我终生头脑能够比较清醒。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

　　无论是当头一棒，还是冷水一盆，不少人士确是经过一个剧烈的刺激而顿悟，而发愤，而受益终生的。不过，“刺激”并非万应灵丹，不是在人人身上都可以使得的。如同一个再蹩脚的工匠也不会愚蠢到给“钢渣”去“淬火”一样，对那些虽有点歪才，却满肚坏水的“人渣”，我想是不会有人自作多情地去“刺激”他的。倘若世上真有这种愚不可及的“好心人”，恐怕十有八九反会被那“人渣”咬得个血肉模糊，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