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运河、公园、钱塘江……每年油菜花开的季节，这些地方都成了绝望者的自杀场所。今年的情况同样严重，跑公安线的同行这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会接到这样的报料，有人想自杀或者已经自杀。

　　如果这些绝望的灵魂，能够在抬起脚前，打一个电话：85029595，或许从电话的另一头，就能找到一个不死的理由。 因为一些和他们一样曾经绝望的人，最终在电话那头找到了希望。 2008年，有439个电话求助者，最终将落满泪水的遗书烧掉。 今年1到3月，又有73人收回了迈向死亡的脚步。

　　2004年5月，杭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设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并同时开通了24小时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571-85029595, 谐音“救我救我”。 热线从开通至今已接听电话5万多人次，筛查自杀意念来电5000多人次，被美誉为“生命热线”，也是杭州最扣人心弦的一部电话。

　　热线白天由两名专职心理咨询师接听，晚上由30多名精神科医师担任志愿者值班，均为具有临床医学和心理学背景的医护人员。    

　　一阵风声绷紧她的神经

　　不死的理由：

　　总有人向你问好

　　讲述者：倪煜青

　　人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容易忽视自己的躯体，我先引导她把注意力从内心转移到躯体，让她重新能知冷知热，然后，她的注意力开始落在了“运动脚踝”等具体的动作上，这对缓解情绪有好处。等她从天台上成功转移到室内，战胜躯体的成就感，和环境改变、注意力转移带来的情绪缓和，都起了作用。那时候她的自杀意向已基本没有了。之后的谈话是帮她找找症结。最危险的时段已经度过。

　　春节刚过，初七，倪煜青值夜班。

　　倪煜青在杭州市七院做医保工作，业余时间做心理咨询，实战经验丰富。2004年5月25日，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开通，她就报名担任晚班志愿者。

　　有自杀意向的电话通常在凌晨2点以后响起。所以当早上10点多，电话响起来的时候，还沉浸在春节愉快情绪里的倪煜青张口就来了句：“新年好！”

　　电话那头，是长时间的沉默。

　　倪煜青的心沉了下来，不怕哭，不怕闹，最怕的就是沉默不语。接线员与求助者之间，只有一根电话线连着，不知道那头的人想干吗，倾听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过了漫长的半分钟，终于，一个女孩的哭声传了过来。

　　这是个湖南的女孩，春节前刚刚失业。在长沙找了一段时间工作，没找到，身上的钱也用差不多了，没钱回家。

　　电话里，一个噪声绷紧了倪煜青的神经：那是风的声音。

　　“能告诉我，你现在在哪里吗？”倪煜青问。

　　女孩说，她在长沙郊外一栋居民楼的楼顶天台上。

　　“能不能到室内跟我说话？因为听到你的声音在抖，那边一定很冷。”

　　女孩说，真的很冷，身体都麻了，不能动了。

　　“那把脚踝先活动一下。”

　　“脚可以动了吗？”

　　“可以。”

　　“那现在试试看，走走，回到房间，会暖和起来。”

　　女孩在倪煜青的劝导下，一步一步，回到了室内。这个过程中，女孩的情绪也稳定了下来。

　　整个过程，自杀这个字眼都没被提及。其实倪煜青心里一直紧张得很。

　　面前的危险解除后，倪煜青开始尝试跟女孩谈她面临的棘手事，只是东拉西扯，谈大学生就业的问题、谈薪金待遇、生活状态什么的。一个小时后，女孩说，决定了，回城里，继续找工作，就是从最基层做起也可以。

　　后来，女孩说：“本来想临死前无聊一下，打个电话跟空气说说话，说完就去死，想不到有人接，还有人跟我说新年好。”

　　被乙肝阳性困扰的小伙子

　　不死的理由：

　　换个角度看问题

　　讲述者：倪煜青

　　只要不是抑郁症，很多人想不开，往往是一时钻了牛角尖，从单一角度看问题，扭不过来。但如果有人帮他扭过来，换个角度看问题，就能拉他一把。

　　同一个问题，从南往北看，你会感觉路被堵死了，很绝望。

　　而换个角度，从北往南看，不好说你就能发现新的风景。

　　“我想死，已经想了一年多了。”3月底，倪煜青听到他在电话里说。

　　他是新疆的小伙子，从网上看到了这个电话。

　　他是职高学校数控专业毕业的，这是个吃香的专业，毕业生很抢手。而他，是个例外。

　　因为乙肝阳性，他丧失了一系列机会。同学都被工作单位抢光了，他却屡屡被拒之门外。他说自己现在在一所学校里当老师，月薪1000元，而同学的月收入基本都在5500元以上。

　　喝酒的时候，有不知情的朋友推过杯子来共饮，不经意说了句：“我阴性的。你放心喝好了。”他觉得朋友在刺激他的病。

　　他加入网上乙肝患者组成的论坛“肝胆相照”，大家讨论结果，90%的人都说，遭到过社会的歧视。

　　所以，他想自杀，远离这不公平的社会。

　　最后，小伙子反问：我是不是得了抑郁症？

　　倪煜青告诉他，不是抑郁症，只是看问题的“认知”有偏差。

　　倪煜青给他举了个例子。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乙肝阳性有歧视。坦然的心态是第一步，比如喝酒时朋友的行为，你可以觉得他让你自卑了，但你也可以把他当作关心：朋友不知道你的病情，他告知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是对你的保护和关心。身边的人缺乏科学知识，你可以做宣传。

　　至于薪酬，收入高点，当然人人都企望，但薪酬只是个人价值体现的一部分。教师的职业，只要你认可，这可是“天底下最伟大”的职业之一。

　　小伙子认真听了40多分钟，最后表示，自己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活。

　　第一句话就问安眠药

　　不死的理由：

　　你肯定不是最不幸的那个

　　讲述者：何臻

　　能让她说出想死的理由，能让她有勇气活下去，“共情”是很重要的一环。就像看电影的时候，要融入其中，把自己当成主人公，才能更好地体会一样，要想深入来电者的内心，“入戏”很重要，要跟她情感相通，要与她“共情”。

　　我也是情感细腻的人，她说的时候，我的纸巾就放在手边，她说到伤心处，大把大把流眼泪，我也在偷偷抹眼泪。但还不能被她发现。这样的“共情”，一方面引导她把不良情绪全部宣泄了出来，另一方面，“入戏”的感觉也让我更迅速地把握住了她的症结所在。

　　她的电话，第一句就问：“服用多少安眠药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影响？”

　　何臻说，自己差点就错过了这个讯息。何臻是杭州七院的二级心理咨询师，现在正跑社区，做精神病预防工作。接这个电话的时候，她正在做热线的专职接线员。

　　热线电话里，有不少精神病患者咨询用药，这个求助者的电话很容易就会被当成一般的咨询电话。

　　可何臻留了个心，多问了一句：“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电话那头的人没有想到何臻会反问，沉默一会儿之后，她打开了话匣子。

　　她面临的是情感的问题。她说，自己结婚前，谈过一个男朋友，因为男朋友跟其他女人发生了关系，两人分了手。找了现在的老公，有了孩子，本来挺好，可丈夫在最近也出了问题。

　　“以前那个男朋友也是这样，现在这个，也是这样，我全心全意对他们，为什么总是得不到他们的全心呢？”她一边说一边哭。最后，她明确表示了自杀意愿：“其实，我把安眠药都准备好了，打电话来咨询，只是想知道自己准备的药量够不够致死。”

　　何臻的感觉是对的——这是一个疑似的高危者。何臻开始问她各种看似平凡的生活问题：平时是不是老是想流眼泪，工作状态好不好，记忆力怎么样……

　　这是在做高危量表的评估，何臻把量表上的问题悄悄穿插在谈话过程里。结果显示，电话那头的倾诉者有严重的自杀倾向，意愿强烈，有计划、有预谋，属于自杀高危人群。

　　但是，会打这个电话，说明她就想要活的理由。活的理由在哪里呢？

　　聊天之后，何臻发现，她有个年幼的孩子。孩子是她最放不下的。何臻开始和她聊家常，把她的注意力从自己的不幸遭遇，引导到了孩子身上，母亲的本能让电话那头的女子最终收起了手中的药。后来电话回访，她的生活状态都还可以。

　　“谁能帮帮我？”

　　不死的理由：

　　你不能把什么都忘记了

　　讲述者：倪喆

　　一个绝望的人，他会忘记一切，只记着死亡。

　　“因为你现在什么都忘记了，所以你不能死，等你全想起来了再死也来得及。”我就这样处处暗示和提醒她，让她从绝望的情绪中转移出来。让她的孩子成为那根最温暖的救命“稻草”。

　　一个绝望的人，他会忘记一切，只会看到不好的一面，而看不到好的东西。这是那个男的求助者的特点。

　　我从他的疾病开始入手，让他从疾病中看到其他。我发现他并没有完整的配合医生的治疗计划。我就抓住这一点，向他说明这是影响疾病恢复的关键所在，建议他给那个医师一个机会，配合他的治疗，哪怕一个疗程，如果真的没有效果，再说也不迟。

　　“谁能帮帮我？”值班第一天，告诉自己要格外小心的倪喆就接到了这样一个绝望的电话。

　　对方在电话里诉说，夫妻感情破裂后，分居了一年，期间，妹妹一直劝说她和丈夫和好。在妹妹的影响下，她主动放弃了法院做出的有利自己的判决，希望能够让丈夫悔改后回心转意。可是后来她发现妹妹和丈夫有说有笑。她想不通了，刀就在手边。

　　同一天，倪喆接到的另一个电话，也是一开始就说“谁能帮帮我？医生，你能吗？能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求助者语速很快，语言很流利。他说自己3年前就得了强迫症，总是想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无法控制也无法停止，非常痛苦。他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想不到让自己活下来的理由。他反复说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