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本名为《中国不高兴》的书,首印销量即达15万册,网络点击量居高不下,国内外媒体也纷纷给予各种评论,一时间“不高兴”成为一种文化“标签”。
与此同时,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将探询的目光转向世界的东方,中国模式、中国责任、中国形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格局中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会像个别人宣扬的那样,成为主导世界的“英雄国家”吗?
4月7日,《人民日报》邀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教授做客文化讲坛,就中国的国家形象等问题作主题演讲,并对他进行了专访。
也是一种声音
记者:最近,《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很流行,你怎么看待这本书传达出来的情绪?
王逸舟:这本书的作者我很熟悉,虽然里面的很多观点看上去有点非理性,我也不敢苟同他们说话的方式,但我觉得不必苛求、苛责。中国的发展成长,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如果只有一种书,而且都是特别呆板的书,也没劲。多彩的生活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记者: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人们的心态似乎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你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合理地表达爱国热情?
王逸舟:中国国民的心态的确发生了变化。有评论说,中国人开始摆脱“历史悲情”和“弱国心态”。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一些情绪化的东西有时也会表现出来。爱国热情是值得鼓励的,但不能走极端。我认为,最大的爱国主义就是通过每个人的努力,将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将中国“做大做强”。
中国“树未大先招风”
记者: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除了通过外交增进理解与交流外,我们也越来越重视文化“走出去”,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你如何看待中国国家形象的真实面貌?
王逸舟:中国国家形象,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差别是相当大的。举个例子,我到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个切身感受,过去人们很容易把中国人误认为是日本人,现在中国人则是最受欢迎的游客。在新马泰,有个说法,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最受欢迎;到了90年代,是美国人;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人越来越受欢迎。因为中国人不光是观光,还爱购物,并且人多,批次多,团队量大。
过去,国际社会对中国抱着一种同情、援助的“扶贫心态”。如今,这个形象变了。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看成是一个大国,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一个在国际事务中有可能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国家。
记者:那是否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上,已经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王逸舟:虽然中国的发展很快,国家地位和形象有了很大提升,但我们也得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还没有足够的话语权。我有个比喻,在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金字塔中,中国人更多地处于中下方,而不在中上方。以联合国为例,各大系统中,包括维和、难民救助等等,陈冯富珍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之前,主要负责人还没有一个中国人。中国在其他国际组织中出任高官,掌握话语权、定价权、规则权的人数、机会,都还比较少。
记者:对中国的发展,国际上有些误解和猜疑。你如何看?
王逸舟:中国的经济奇迹,成为全球亮点。然而,“树未大先招风”,我们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时候,却遭到了一些误解、误读,甚至被一些人看作是“经济怪兽”。当中国的老百姓为国家的发展而感到自豪的时候,一些人对中国歪曲的想象却变本加厉,版本不断出新。这样一个落差,正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成功与否
在于我们自己
记者: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王逸舟: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机遇与挑战确如一个硬币的两面,而成功与否则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把握与应对。如果中国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并且采取了合适的步骤,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阻止中国人前进的步伐。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虽然有这样那样了不起的成就,但仍然是一个不发达国家。
目前,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提出的有限倡议与愿望,还很难谈得上真正实现和广为接受,中国人只能循序渐进、随着综合国力增强和国内体制的进步而推动中国国际目标的逐步实现。
说到底,邓小平在30多年前启动中国改革开放航船时的基本出发点,仍然没有过时,即承认自己在全球发展进程中的相对落后,承认了解和借鉴外国某些先进经验和体制的必要性,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是必由之路”。也就是说,重中之重仍然是中国的发展建设,抓住并用好战略机遇期。
同时,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的研究者,我觉得中国要努力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目前在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中,中国人所占的比例还非常小。这里所说的公共产品包括实物,也包括国际规则。比如参与制定极地规则、外空规则、全球气候规则等。
我有一个梦想,当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公众,也在谈论类似于亚马逊流域物种消失这样的问题时,谈论极地、外空、公海规则可行性、公正性的问题时,当我们为全球各种制度提出一些中国人的设计时,我觉得那才真正标志着中国人走向更高发展阶段,为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