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它折射出一定时代社会的经济水平、价值取向和道德风尚，其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它不仅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要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在当今中国，反思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又推动人们对消费问题的深层次研究。

　　追问消费行为

　　消费是“能够”、“愿意”与“应该”的统一，“能够”体现的是经济状况，“愿意”和“应该”体现的是消费者的个性心理特征和社会责任感。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消费可能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或者服务。消费需要经济实力为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消费者要“能够”消费。但我们进一步追问，有经济实力“能够”进行某种消费，他就一定进行消费活动吗？未必。例如比尔·盖茨曾经说过，乘飞机出行，既然商务舱和经济舱都是同时到达目的地，何必非要坐商务舱呢？因此，一个人做出怎样的消费选择，除了看他的经济实力，也要看他的意愿。因为消费是一种自主的行为，它受到个人心理、性格特征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消费还有一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你有钱，有消费实力和愿望，那是不是你就应该消费呢？姚明在“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宣言”上签名，并号召大家从不吃鱼翅、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开始，增强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这种“护鲨行动”决不是从经济角度、个人意愿考虑问题，而是源自于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可以说，消费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渗透着伦理观念。在整个经济发展中，消费文化的战略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甚至成为一种潮流。因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温饱的实现，消费不仅要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体现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在消费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会考虑消费所带来的内心的感受、地位的提升和他人对他的评价。换言之，强调消费的社会责任与消费文化的兴起也是相契合的。

　　反思中西消费观念

　　中国文化强调消费的伦理评价，而西方文化则强调消费的经济评价。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的消费不足和西方的过度消费这两种现象，都值得反思。

　　当前，金融危机震荡全球，这次危机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根源。其中，除了放宽了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外，导致金融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超前的消费方式。美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是低积累、高消费，通过不断扩大的、过度的消费来创造需求，从而推动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美国的储蓄率从1984年的10.08%下降到2007年-1.7%，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过度消费的现象，也正是这种过度消费为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在反思金融危机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与美国相反，中国存在着消费不足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条涉及到两国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的传统文化崇尚节俭，古代的思想家们认为节俭还是奢侈，对于完善个体人格和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密切相关。主张节俭的消费伦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稳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中国传统文化中节俭思想主要是从伦理道德角度考虑的，其对消费的抑制，对经济的发展不利。中国近代的思想家谭嗣同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曾对中国古代传统的节俭观进行过批判。

　　西方古代思想家也有节俭的思想，但是没有中国那样系统和强烈。近代工业革命后在消费伦理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奢侈与消费，代表人物是曼德维尔，他提出：是富人的奢侈消费给穷人制造了工作的机会。这种通过需求来拉动经济的思想后来被凯恩斯所继承，罗斯福新政就是采用了凯恩斯的思想。第二种，主张节约。例如，西方的重商主义，反对奢侈消费，认为奢侈消费影响了投资，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亚当·斯密虽然批判了很多重商主义中他不赞成的观点，但是他也认为，节俭是社会的恩人，而奢侈是公众的敌人。后来马克斯·韦伯在谈到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时候也提出，清教徒采取节约方式，把钱积累起来进行再投资，并且把赚钱作为上帝交给他们的任务，才促使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之，西方近代社会的思想家虽然对节约还是奢侈持不同的观念，但是他们大都是从经济的角度论证问题的。

　　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消费伦理观，例如在如何对待借贷消费上，中国人信奉“无债一身轻”，而美国人崇尚“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那个流传很广的关于“一个中国老太太和一个美国老太太”的故事对中国人传统的消费伦理观念作了更多的否定性的评价。但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这种评价也许要修改了。中国的消费不足和美国的过度消费，是消费的两个极端，都值得反思。

　　鼓励消费与引导消费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日益显现，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应对。如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这是必需的。但扩大内需要真正落到实处，不仅需要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同时也需要思想道德的支持，是一个系统工程。假如政府为了扩大内需，给中低收入阶层加薪，但如果这些增加的收入不进入消费领域，而仅仅是从政府的账户转到个人储蓄的银行账户上，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所以必须鼓励消费。

　　也有人提出鼓励消费会带来不少弊端，这些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但鼓励消费对拉动经济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鼓励消费的利弊得失，而应将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评判。中国近几年来，消费率一直处在60%以下。2007年，我国储蓄占GDP的51%，消费仅占GDP的48.8%，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70%左右的比例，其中政府消费13%，居民消费只有35%。鼓励消费也是有客观数据支持的。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条件下，鼓励消费利大于弊，是必然的选择，不应该有所犹豫和动摇。

　　这里所说的鼓励消费，当然不是指公款吃喝的消费，而主要是指居民消费。鼓励居民消费又是和引导消费结合在一起的。所谓引导消费就是从平衡经济与伦理角度出发，着眼于“适度消费”。

　　如何来把握这个“度”其实是一个很难定量分析的问题。有经济学家曾经给适度下过一个定义，所谓适度就是高于最低的标准上面一点。但是它又是相对的，根据不同的人群，在消费适度方面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在我国消费群体中，相对于老年人的消费不足，青年人则消费过度，在消费对象中，文化消费则相对不足。所以，这里的“适度消费”既要刺激老年人的消费，也要遏制青年人过度的炫耀型消费，既要支持物质消费，更要鼓励文化消费。

　　引导居民适度消费的同时，还有一个理性对待奢侈的问题。首先，什么是奢侈品？对于这个概念，人们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标准也是相对的。例如，三四十年前，彩电在人们眼中是一种奢侈品，而现在却是一种普及家电；大哥大在十多年前是企业老板炫耀身份的工具，而现在谁能说手机就一定是奢侈品。其次，对于奢侈存在不同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奢侈品消费败坏社会风气应予反对；另一种观点认为一概地反对奢侈，违反了消费民主。按照消费者主权理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一个自主过程，不能进行强迫。选择怎么消费、什么样的消费层次应该由消费者自己来决定。

　　基于以上两种观点，我对于奢侈品消费的观点是容忍但不提倡。因为市场经济不能禁止消费者的自主消费行为。同时，在某些时候，富人的奢侈品消费行为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奢侈品在社会生活中泛滥，会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特别是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此外，消费的背后还涉及种种社会问题，许多人正是从消费当中看到了社会的分配不公，从而产生了“仇富”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简单地说“yes or no”。 所以对奢侈品消费可以容忍，但不能提倡。当然在扩大内需、应对金融危机的特定情况下，对奢侈品消费的宽容也可以多些。

　　（作者系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