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把中国的中学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的弊端，简单归咎于文理分科，还是一种不求甚解的做法。不过，对于那些急于进行操作的人来说，我们现在的这一番谈古论今，是否会显得迂远了一些？

　　刘：只有在既认清了病根，又研究了药理之后，才有可能真正对症下药。一旦达到了这种认识，再来面对那种“非此即彼”的问题——高中阶段究竟应该继续保留还是取消文理分科，人们就会不屑于进行电视抢答了。相反，他们会一脚把球再给踢回去——要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必须首先告诉我们：在做出文理不再分科的改革决定之后，还有没有下一步的配套举措，哪怕只有一个配套的临时腹稿也罢！

　　记：你这么一说，恐怕是碰到目前拟议中甚至是正在施行的不少所谓改革措施的要害了。比如就曾有教育专家自信满满地“提醒”公众：这次的《规划纲要》，前面有“改革与发展”来定义，注意，是把“改革”放在前头！我记得你对改革与守旧，尤其是教育领域的改革有过专门的分析。

　　刘：你是指我最近发表的那段话吧？——“如果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定错了目标，或者更有甚者，如果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没有定下目标，只是随波逐流地走一步算一步，那完全是有可能‘摸着石头过不了河’的！”

　　记：根据规划纲要工作小组收集到的信息，目前意见呈现两极化：高中学生和家长赞成维持现状的多，高中教师也多数赞成维持现状，而大学教师和一些教育研究者则赞成取消分科。即，当事者赞成维持现状，“旁观者”主张取消文理分科。你如何评价这种意见的分化？

　　刘：这种分化当然在意料之中，一边是从应考的现实出发，另一边则从教育的理念出发。然而正如我们开宗明义就指出的，这样一种要么简单反对、要么简单支持的立场，还是向上层提供对策的做派。实际上，基于上面进行的分析，更实事求是也更眼光长远的回答，理应是这样的：如果此项改革预示着一整套系统工程，而接踵而来的改革还会推出，那么当然应该全力支持。这意味着，社会上主导性的文科概念将会大大改进，不仅包括更新了内容的人文学科(文学、史学、哲学)，也将包括当今人类社会不可须臾稍离的社会科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这样的改革举措，必将造福于子孙后代，因为作为未来社会基础的公民文化，就将从我们的教育内容中呼之欲出！

　　然而改革，哪怕是仅仅一小步的改革，也都是需要远见的！不管改革者是否清醒意识到了，他所发动的社会工程，都势必是一项系统工程，也就是说，无论在事后被动接受，还是在事前主动争取，后边那队多米诺骨牌，肯定还是要一张张倒下的。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事业就不能光是跟着触觉走，甚至不能光是跟着感觉走，而要在心中有一张理性的蓝图，哪怕这张蓝图随着事态的发展，总要不断修正和调整。

　　记：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你所希望的那种更新文科概念的配套举措尚不在议程之内，那我们还不如不要采取急切的措施，不要急于“一锅煮”地把高中文理分科取消掉？

　　刘：改革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前者意味着，对于改革成本是可以估算的，如果一项举措虽有些微的收益，其成本仍然大于收益，那显然就会得不偿失了。后者意味着，应当学会像下棋一样多看几步，要是手中这招看似无关紧要的闲棋，虽未挑明必会带来一套组合拳，却势必诱导出步步紧逼的积极发展，这就是值得尝试的。

　　为此我最后要来提示一下：如果两种政策都不怎么好，那么在一般情况下，旧的不好都要好过新的不好。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旧的不好尽管一上来也同样不好，也造成过很多弊端和阵痛，然而历史主体却是活生生的，他们会在不断试错的经验世界里，逐渐摸清如何抑制(或部分抑制)它的坏处，甚至经过创造性转化和诠释，反而能悄悄地变害为利。

　　因此，如果暂时还没有看准病症，那么先让病人去施行保守疗法，至少比忙不迭地要给他开刀放血，更让人放心一些。说实在的，以往由于干点事太费劲，麻烦事往往都是拒不改革造成的；而现在，改革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天然就属于政治正确，所以更多的麻烦事，反而都是由于匆忙改革和胡乱改革造成的了！（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