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河南内乡县的县长策划了一场别出心裁的“寻亲”活动，希望能与232位在内乡做过“前任”的后裔面对面。县政府为此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知县的后裔可向县政府捐赠有关资料，县政府再根据情况按相关政策，予以现金奖励，知县后裔享受县内景区免费的优惠措施，并出版《内乡知县后裔名录》。

　　千百年来，内乡那232位知县的后裔，恐怕已繁衍到数以万计，对如此众多的后裔进行甄别鉴定，已是一项非常费时耗力的工程，至于他们捐赠的那些资料，我想定会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看后令人啼笑皆非。

　　知县们的后裔很可能拿来县志上的几页复印件，说明自己的祖宗是“清官”。县志上一般不列“清官”，但列有“循吏”。所谓循吏，一个个都是“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青天大老爷。至于他们的劣迹恶行、贪赃枉法，在正史中自然“为尊者讳”，只字不提了。官老爷们的真实面目，有时只有在“野史”上才能翻到。如清史中的列传第二百二十七，将文渊阁大学士崇礼，写得德能勤绩样样出众，但翻翻笔记《述庵秘录》，方知崇礼是个大贪官，搜刮银子达数百万两，连手下的仆人们也一个个富得冒油。老百姓恨之入骨，称其为“贪夫”。可见从“正史”上复印出来的那些东西，是断断靠不住的。

　　知县们的后裔，也可能整理出一些诸如“脱靴留念”之类的传说。表明自己的祖先如何爱民如子，执法如山，以至卸任时“满城十万户，尽作婴儿啼”。民众扶老携幼，拥街相送，那场景比现在的电视剧还要雷人。那知县被感动得不能自己，于是脱下靴子，放于地上，说道：请各位送到此处为止!靴在人在，我人虽走，但心却永远和父老乡亲们在一起!后来百姓为感念知县的恩德，将靴子砌于城墙之中……其实，此类传说几乎县县都有，尤其到了晚清时，已相沿成为官员卸任时必不可少的告别演出。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钱财刮走了，靴子留下了，美名也传诸后世了!当然，也有知县并未脱靴，而是收下老百姓签满名字的“万民伞”，或书有“古今一清”之类匾额的，说穿了，只是演戏的道具不同而已!

　　不用说那些小小的知县了，即便正史上那些大名鼎鼎，为人景仰的“大清官”，不少也是沽名钓誉、言清行浊之辈。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36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官箴”。它的创作者是明代永乐年间的曹端和天顺年间的年富。而倡议刻制成“官箴”碑竖于西安碑林的，则是清代道光四年时任陕西延绥道台的颜伯焘。此碑道出了百姓的期待，颜伯焘也就自然声名鹊起。但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却让我们认识了那个真实的颜伯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颜伯焘这位被撤职的前闽浙总督，返乡时途经漳州城，张集馨时任福建汀漳龙道道台，漳州城属于他的辖区。“至初一日，即有杠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即张集馨）迎至十里东郊，随帅（指颜伯焘）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颜伯焘连住五日，该县仅招待费便花掉上万两银子，以致县令叫苦不迭，称“县中供应实不能支，必求设法促之以成行，方使县中息肩”。颜总督终于在五日后起程了。但从福建漳州到他的老家广东连平，不知还要途经多少县城，还要花去多少白银？看来颜伯焘当年倡议刻“官箴”碑，并非用心铭记、真心实践，只是装潢门面、自我标榜罢了!

　　历史上真正的清官，不是没有，但寥若晨星。包拯的事，正史上记载极简，这个包青天是民间演义出来的。那位在浙江淳安任过知县的海瑞，《明史·海瑞传》倒是记载较详。每次读到海瑞“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总让人肃然起敬，掩卷长叹。

　　真正的清官，早已活在百姓心中。那些指望靠“寻亲”寻出来的清官，十有八九只是蒙人的“山寨”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