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4日，国际政治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作者塞缪尔·亨廷顿辞世。亨廷顿18岁毕业于耶鲁大学，1949年即23岁时开始在哈佛大学执教，直到2007年退休。他的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美国政府、军事、政治、战略、军民关系、比较政治和政治发展。他参与编写过17本图书，撰写超过90篇学术论文，其中1996年问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被翻译成39种文字，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此外，《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等专著均有较大影响。

　　亨廷顿确实留给了我们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这份引发极大争议的遗产提出了如何处理文明和宗教差异的重大理论和政治问题。

　　亨廷顿认为当前世界上存在着八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且不论亨廷顿对于当代世界文明的分类是否妥当，可以肯定的是，在和平与发展大潮中，如果排除冷战思维，作为一个历史和社会及民族发展的演进过程，所有现存文明从根本上说具有互补性，并不存在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问题，它们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对抗。某些文化在历史上曾经互相对抗、排斥、封闭，在当代出现了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吸收的发展趋势。

　　20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显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非基于文明的对抗和冲突。当代日本的经济腾飞和政治崛起得益于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的优势互补。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兴起受惠于西方文明与东亚国家和地区民族精神的结合。多元性和兼容性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各类文化发展的主潮流。世界各类文明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共同发展的机遇，又都在精神文化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和危机。现代化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能否相互协调已经成了各国共同关注的大问题。在这个越来越多样统一的世界里，人们应当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与各种文明的差异与合作的问题。文明或文化的差异、价值观念的不同、民族情绪和宗教信仰的区别，不应影响包括不同社会制度在内的国家间文化或文明的尊重、理解、共处和合作。

　　自这个全球化和多样化共存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把全球化、国际化解释或理解为西方化、资本化甚至美国化是一种误导。在全球性问题上，把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别，以“文明”、“民主”、“现代性”等为号召，要求其按美国和西方的价值尺度和价值观行事，这就在实质上推行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事实上，在一个多极化和多样化的世界里，以一种文化或文明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西方如此，东方也不例外。

　　正是在传统“美国精神”面临危机和挑战、美国霸权地位面临严重挑战、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强化的大背景下，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提出的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冲突的论点，并引发激烈争论。人们提出了应当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与各种文明的差异与合作的问题。连亨廷顿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西方文明并非适用于全球。”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文版序言中写道：“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么多的讨论……我认为，答案是，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发展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他认为，未来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亨廷顿写道： “我所期望的是，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的‘文明的对话’。”他在本书中还相当坦率地表达了西方文明衰落论的问题。同时，亨廷顿在书中强调西方文明并无普世性，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这是十分重要的变化，它等于承认了多元化。

　　事实上，在一个多极化和多样化的世界里，以一种文化或文明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个经济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政治民主化、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命题，世界各国人民有智慧来谋求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多元种族之间的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共存共荣、同舟共济。如果处理不好这样的问题，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没有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