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关于成长和未来，人人都有梦想。

　　出身在舟山桃花岛上的蒋贤恩，打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船长。

　　驾舟出海，过尽千帆，看海面波光粼粼，听海浪拍岸而来，拖着沉甸甸的渔网满载而归，彩霞漫天，渔歌唱晚，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

　　改革开放30年，让桃花岛民以“侠岛主人”的身份闻名天下，让而立之年的蒋贤恩圆了船长梦，更让人们期待生态、休闲，这些似乎本与粗旷渔民没有多大关联的字眼，走进这些海岛，融入大海。

　　

　　“老大”的新时代

　　船要“开潮”了，船老大吃过早饭开始在村里叫船员，叫到吃晚饭人还没到齐。这样的场面，“大包干”以后是看不到了。

　　说到当船长，也就是“船老大”，在我们岛上，可是每个男孩打小就有的梦想。我的两个舅舅都是船长。

　　在改革开放之前，渔村处于实施“三定二奖”制度的“大集体”时代：定工分，定产量，定成本，实行超产奖励和节约成本奖励。

　　在舅舅们看来，这是一段没有“生气”的时期。一年不到千元的收入，将渔民拴在温饱线上。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船要“开潮”了，船老大吃过早饭开始在村里叫船员，叫到吃晚饭人还没到齐。

　　那时，渔船出海就是为了完成派购任务，多捕来的鱼变不了现钱。渔场上的鲜船吃香得不得了，渔船追着抢着排着队去过鲜（所谓“过鲜”，即为新鲜鱼的销售。收购鲜鱼的船叫“鲜船”，把渔船上的鱼卖到鲜船上叫“过鲜”），有的时候，舱里的鱼都变质了，还是过不了鲜。

　　船出了海，一时不能回来，就在渔场上东游西荡，浪费点柴油，高兴了，就捕上一网。

　　这种沉闷的状态，在1980年被打开了一角。完成派购任务之后，剩余的渔货可以出售，而且价格放开。这种被称为“双轨制”的制度，对当时的渔民来说，不啻为一针兴奋剂。

　　老人们记得很清楚，派购价格3角6分钱一公斤的鲳鱼，在上海市场上能卖到1元6角一公斤。卖了鱼就能分到现钱，这就是生产的动力。

　　大集体堡垒最后轰然倒塌。1983年，对峙渔民开始分船实施“大包干”，一般30多个渔民包两条船实施对船作业。船的产权还是集体的，渔民每年上缴“水缴费”，也就是承包费。

　　仅仅半年，能干的渔老大就能收入三四千元，这样的收入，舅舅们之前连做梦都没想到过。

　　“舱板面上分铜钿，积极性自然就有了”。半夜也好，除夕也罢，只要能出海，没人肯赖在家里。但凡“开潮”的日子，每天凌晨两三点出海，一直到半夜12时回家，没人有怨言，什么劳累辛苦都顾不上了。

　　“老大”们也由此迎来了一个新时代，威信大增。只要船老大一声集合哨，大家马上从热被窝里出来，实在醒不过来，就往脑袋上淋一点冷水。

　　

　　船长的新挑战

　　从罗盘到GPS定位系统，从红灯牌收音机到无线电台和避撞系统，船长的“武器”更先进了，面临的挑战也更多。

　　1995年，我初中毕业，恰好经历了桃花镇渔业史上又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从这一年开始，钢质渔船逐步替代木质渔船，渔民的作业区域，也从原来的近海转向远海。桃花镇的渔业捕捞作业，进行了一次重要转型。

　　也就是从那时起，船上的设施开始向高科技迈进。1993年实施股份制后，集体资产逐渐让渡给个人，各个船上陆续有了GPS定位系统，老大们彻底告别“手持罗盘凭经验回港”的历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盛行一时的“红灯牌收音机”，也开始被“单皮带”（一种无线电通讯设备）代替，哪怕你远在印尼，也可以与服务站（桃花镇渔船服务管理站）保持通话联系，获取气象等各类信息。

　　原先木船上没有储存淡水的大型设备，淡水仅限于饮用，机舱间烟熏火燎没水洗脸，等靠岸出舱时，我的父亲整张脸都黑乎乎的，曾被人打趣“连对象都没法找”——我们这一代人，不必经历这样的尴尬了。

　　再往细处说，早年出海时只有咸菜和大白菜，吃的是四等米（一种糙米，当时粗粮尚未流行），如今设备更新了，新鲜蔬菜和肉类海上都能吃上，电饭锅、压力锅等现代厨房设备，船上一应俱全。

　　从1999年开始，船上有了电视，可以看录像，现在又有了手机可以听音乐，掌上电脑可以玩游戏，海上的生活，不再像以往那样单调和枯燥。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当船长要比过去容易，船上的“武器”越来越先进，只要你有足够的资本买得起船，就能当船长。然而，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船老大”，却远非买条船、拿个“船长证”那么简单。

　　一条单拖船一般雇用6至7个工人，流网船则要12至14个工人——捕渔属于劳动密集性产业，要在应付各项支出的基础上，保证这些工人至少有3000元左右一月的工资，船老大的压力可以想见。

　　懂技术、懂财务，懂销售、懂管理……渔业和海岛的发展日新月异，如果你对自己有要求，这种追求就会是无止境的。

　　例如，网具处于水深30米左右的地方是最合适的。如果总陷在海底淤泥中，就无法行船。这时就需要琢磨，是船的拖力有问题，还是动力和网具不匹配？设备越是先进，一个好船长，对船的性能越是需要了然于胸。

　　值得庆幸的是，在12年的船员生涯中，我一直是个勤快人。无论是轮机长叫我帮忙管机械装置，还是“出网”让我一起管网具，或是“多人”（大副）喊我打杂，我都欣然应允。多看，多做，多钻研，便能悟透很多道理。

　　这些年来，为了提高作业效率，“技术革命”成了海岛的一个流行词。

　　以我的船为例，2006年，买船包括捕捞许可证等的费用是57万元，而购买仪器仪表就花了3万元。此后，一直在进行设备更新。这几天正在进行起网器（一种拉网设备）的“转型升级”，从机械起网器到液压起网器，动力更强劲，起网效率更高。投入也不小，需要10万元左右。

　　

　　“侠岛”的未来

　　在桃花岛8.2亿元的生产总值里，渔业占了2亿多，接近1/4强。然而，在渔民的观念里，安全生产、旅游开发、生态环保的分量却越来越重。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这些年来，渔业资源面临枯竭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1994年，舟山全市地方海洋捕捞产量73.3万吨，2000年达到126.2万吨，增长不到1倍，而大型渔船增加了2倍，钢质渔船数量增加了7倍。

　　船大、网多，但鱼却不多——这就说明，渔民的负债率有可能会越来越高。

　　为海岛未来留下更多发展空间和余地，这恐怕是人们在回顾往昔的成就时，最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而立之年刚当上父亲的我，想的最多的事儿。

　　即便在传统的渔业发展上，人们的理念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听老一辈讲，以前9级风时出航，支部书记表扬，“船到渔场沉下网，坚持渔场不回家”。所谓“暴头暴尾鱼”，在风暴来临和结束时，捕鱼的产量会很高。

　　现在可不一样了，9级风以上，船老大必须主动向服务站汇报动态，不报就要罚款。如果风大不回港造成安全事故，作为法人代表的船老大，不仅要负民事责任，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为了节能减排，我们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改进齿轮箱，导流装置、螺旋桨、轴线都进行了统一更换。在额定功率达到85%至95%时，柴油机的效率较高，浪费的资源也最少。

　　向来以粗旷爽朗见长的渔民，如今变得心细起来。前年开始，政府出40元，服务站出40元，给每只渔船都配了1米多高的垃圾桶。“资源环境的保护，需要大家一条心、全国一盘棋”，这样的观点，逐渐成为共识。

　　改革开放之初，桃花岛的农民“住砖瓦平房，吃蕃干米汤，茅草当燃料，山头剃精光”，哪里能想到，有朝一日，桃花岛的一沙、一石、一草都会变成生态旅游的资源？

　　同样，当时的渔民“捕鱼用木船，咸鱼换粮食，石屋躲风雨”，又怎能想到，步入新世纪，随着《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等大型电视连续剧在岛上的拍摄，桃花岛会从“渔岛”变为“侠岛”，成为“最具浪漫气息影视基地”，以文化资源闻名天下？

　　4年前，我家在镇上的桃渔新村购买了2间3楼的房屋，住上了“连排”，全家从偏僻山岙磨盘搬到了集镇区。

　　4年后的今天，“面朝大海、背靠青山”的磨盘正在考虑整体开发成游艇码头，若干年后，陆续搬离家乡的磨盘人也许又会重回磨盘，陆续离开传统渔业的磨盘人也许又会重新掌舵，成为休闲“渔家乐”的船老大。

　　未来的桃花岛会是怎样，渔船会怎样，船老大又会怎样？这些问题，费人思量，也很激荡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