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增加收入的个人目标，还是刺激内需的宏观政策目标，都使得减税呼声极易获得大众认同。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提醒说，“减税并非万能的，还需要考虑政府的承受能力，（过度）减税不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虽然网友几乎一边倒地赞成茅于轼的建议，但也有少数网友表达了不同意见。“如果大家都不缴税了，国家的收入从哪里来？最好适度提高个税起征点，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有更多的财力用来保护低工资群体和弱势群体。”一位来自陕西的网友这样说。

　　白景明认为，首先国民有纳税的义务。更重要的是，税收是政府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基础，如果政府的收入大幅减少，支出怎么办？

　　前几年，中央财政支出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加大了对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支出，每年投入增幅达20％以上。支出增加的同时，还实行了一系列减税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内外资所得税合一等。

　　白景明指出，政府在支出扩张的情况下，同时实行减税，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经济和财政收入皆保持高速增长。与前两年的好日子比起来，目前的形势已不同。

　　财政部11月13日发布的最新财政收支情况显示，2008年10月，全国财政收入5328.95亿元，比去年同月下降0．3％。这是近年来首次出现月度财政收入同比负增长。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同比下降8．4％。

　　截至10月，中国财政收入同比增幅已经连续5个月下滑。财政部表示，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政策性减税较多和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效益下降影响税收增长等。

　　尽管多方测算显示，今年财政超收应无悬念，但在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趋势已然形成的背景下，以减税和增加支出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势必进一步加大财政收支平衡压力。

　　就像一个家庭，收入减少，应对手段无非有二，压缩支出或者举债。“但是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卫生等功能性支出都是刚性的，一旦上去了，很难调下来。”白景明说。

　　白景明认为，在财政收入增幅大幅下滑的情况下，过度减税无疑将大大削弱政府的支出能力，进而影响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表面上看起来老百姓享受到了减税的好处，实则损害了国民的利益。”他说。

　　主张大规模减税的人士，多举次贷危机以来欧美国家政府的减税措施为例。“很多西方政府不敢压缩支出，一旦采取这类措施，立即罢工频起。很多人看到了西方国家减税，却没注意到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率和债务依存度有多高。”白景明说。西方国家债务负担率普遍高达30％以上，美国的比例更高。

　　一方面是财政部门叫苦“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另一方面，每年的审计报告均揭露出财政资金的惊人浪费。外界人士自然提出疑问：功能性支出压缩空间有限，那么政府高昂的行政成本是否还有削减的空间？

　　周其仁认为，应该大力削减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扩大政府本身的行政管理开支的水平，更不应该提升政府行政消费档次。否则，政府怎么与企业共渡难关？”汶川大地震后，中央政府即决定，中央国家机关今年的公用经费支出一律比预算减少5％，用于抗震救灾。

　　白景明认为，通过预算改革压缩行政成本固然是大方向，但这首先需要对合理的行政成本作出精确评估，同时也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有关，短时期内恐难以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