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对农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自身素质，农民之弱，弱就弱在素质上。

　　安徽颍上、霍邱等县领导对记者说，“人”是生产要素中最关键的一个，但农村“人的危机”事实上最突出。用农民自己的话讲，是“脑子灵的，考大学走了；身子行的，当兵走了；年纪轻的，统统打工走了”，现在讲农村的“要素流出”，最严重的就是“优质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出。用于发展农业的劳动力综合素质低，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因素”。在种田的农民多数不懂技术、不懂市场、不懂经营，地方财政无力组织系统培训，国家层面亦缺乏培训“新农民”的规划。仅有的培训又限于进城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作用非常有限。

　　有些专家把这种情形概括成：村庄空心化、农业兼业化、村民老龄化。在这个基础上，谈农业的大发展，其难度可想而知。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农民的选择不外乎两种：一是立足农业，做“职业农民”，优化农业结构，增加科技含量，提高农产品质量，拓展国内外市场，走出一条农业优质高产的新路子；一种是跳出农业，加快向非农产业转移，进城务工经商，走出一条离土又离乡的创业新路。不论是前者抑或后者，都有赖于自身素质的提高。

　　江苏省的一项调查显示，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对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90%的岗位要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20%的岗位要求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事实证明，只有具备较高的文化技术素质，才能在就业市场竞争中有更多选择。

　　“三农”问题说到底还是劳动者素质问题。农民受教育的权利缺乏保障，素质提不高，势必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民收入增加，形成“穷——低（素质）——穷”的恶性循环。农民吃“素质的苦”吃得太多了，他们的“土智慧”告诉他们，要让子女多读点书，没有文化将难觅工作。

　　记者在多个省区的调查发现，前些年“读书无用论”在农村还有一定市场，现在农民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急速提高，尤其是在城市体会了求职艰辛的农民。

　　国家在农村义务教育上实行“两免一补”，深得民心。但是，就教育投入而言，仍然不足。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可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多年低于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特别是缺乏切合实际的农村职业教育模式、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仍存在“隐性障碍”，农民对此仍有怨言。

　　接受采访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呼吁“职业教育优先”政策，并建议对涉农职业教育免费，全面实施“先培训、后就业工程”。全社会特别是县乡政府要利用多种途径与资源，加大对农村青年的培训力度，这是当务之急。颍上县领导还建议，对农村专业技术人才、“土专家”要重视起来，给他们建立一套职称评定、使用激励的办法，激活农村重学、重人才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