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最近的奶粉事件给中国制造又上了一课，在您看来，为何会发生此类事件？

　　丁力（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竞争力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每年一度《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主要撰稿人、东莞市委市政府特约研究员）：我们可以打个比方。一个吃不饱肚子的人，他有没有能力讲信用？谁都知道，他借钱还不起，没法讲信用。当他有钱了，才会把信用当回事。

　　一个低端制造业经济体和一个工业化中期的经济体，对社会形态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目前的游戏规则适应以前的低端制造业，但对创新、对信用经济并不十分合身。

　　前些年已经开始经济转型升级，但都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因为企业的创新如果得不到社会保护，就会出现“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死”的局面。传统社会的土壤不适合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不讲信用，不顾专利权，低成本的模仿，严重损害了创新者的积极性和利益。目前的经济转型，必须以市场、社会、政府和文化的再造为前提。

　　记者：有些地方政府推出了公共服务平台，但似乎效果总是差强人意。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虽然我们已经是市场经济，但各阶层有什么权利、待遇，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由政府出面规定的。可以考虑由政府制订规则、作好裁判，让市场主体之间自主博弈，而不是政府直接参与。

　　记者：社会组织的发育已经成为共识，而社会组织的发育是社会是否转型成功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过程会有多长？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教授）：产业越往上发展，专业性就越强，越需要分工，就越需要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小而全的企业肯定是缺乏发展空间的。

　　过去30年中，民间工商组织发育起来了，而民间社会组织发育严重滞后，从我国台湾和韩国等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政府可以提供政策帮助，但如果没有民间组织去执行，是无法实现服务功能的。

　　我估计，10年至15年之后，中国的民间社会组织会逐渐发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