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下旬，记者刚走进小岗“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家，他便撂下一句话：“大包干”的历史贡献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没有包产到户，农民就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就没有后来的发展！”

　　说话时，严俊昌把双手扬得很高，仿佛两只手想同时触摸历史和今天。

　　今日小岗，虽没有华西村的工业文明和街市繁华，但还是有几分“新农村”模样。这里不仅有自来水，有文化广场，有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有垃圾填埋场，有旅游场馆，有装上路灯的水泥大道和一排排新盖的两层小楼，间或还有三五辆停在路边的小轿车。

　　不过，村头成片的葡萄架、蘑菇大棚和玉米地提醒记者：这里依然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庄。

　　如今，当初１８位摁手印“包产到户”的小岗农民中已有６位离世。在寻访当年“大包干”带头人的过程中，记者深切体会到改革成果的来之不易。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徐勇曾潜心研究“包产到户”的历史：以包产到户肇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上世纪８０年代确立之前历经３０年斗争，有过无数坎坷，上至中央领导、省委书记，下到基层干部、平民百姓，许多人为之付出惨痛代价，真可谓一场革命性的历史大变革！

　　今天人们对小岗农民冒着“杀头、坐牢”风险搞“大包干”的故事耳熟能详，但有两个问题不少人却并不清楚——

　　中国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为什么从小岗村突破？

　　在“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的家，老人家对两个问题的答案就一个字：穷。

　　改革从农村开始，是因为农民太穷；农村改革选择从小岗突破，是因为小岗农民更穷。历史经验显示，改革往往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置于死地而后生，偶然中蕴含着必然。

　　安徽作家潘小平曾追寻小岗的“穷根”：凤阳处于江淮分水岭，非旱即涝，“乞丐之乡”的帽子由来已久，“凤阳花鼓”最早就是外出行乞敲出名的。

　　历史性转折发生在１９７８年底。当年适逢大旱荒，生存的本能使小岗农民将个人安危和政治风险置之度外，在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上摁下鲜红的手印。结果小岗一年就越过温饱线，还首次向国家交售余粮。

　　恰好，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也是１９７８年底。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说，全会的决定虽没有明确肯定包产到户的具体做法，但它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为即将风起云涌的农村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是改革开放当之无愧的历史转折点。

　　最终是邓小平１９８０年的表态一锤定音：“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小岗改革迅速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在动力。１９７８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只相当于１９５７年，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７０多元。经济面临崩溃和农村的凋敝，酝酿着改革的突破。

　　回顾改革３０年，许多人在思考：“包产到户”给中国发展留下什么？

　　从农村看，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彻底打破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这一重大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中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阶段，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今天，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家庭承包制仍是必守的政策“底线”。

　　从城市看，最先在农村推行的承包制，后来被普遍移植到企业改革中，直接推动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全国改革态势。在城镇化、工业化加速的今天，无论是保障农产品供应和市场价格稳定，还是扩大消费，都需要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稳农富农。

　　更重要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改革确立了一条基本原则，即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视为判断改革成败的根本标准。

　　近年来全球粮食危机，中国却连年丰收。农村学者毕美家感慨地说：“改革３０年后，我们再看起源于小岗的家庭承包制改革，会觉得更有现实意义。”

　　是的，无论历史如何变迁，小岗改革的“起点意义”都不会消失，改革创新的“大包干”精神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