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电视上曾出现这样一个画面：温家宝总理第二次前往汶川地震灾区指挥抗震救灾，在看望受伤群众时，一位因伤势严重而无法说话的女孩子在病榻上颤巍巍地给总理写下四个大字：我要读书。看到这个画面，我潸然泪下。

　　面对着满目疮痍的土地，家毁人亡的惨剧，那些劫后余生、大难不死的孩子们并没有一味沉浸在惊恐和哀痛之中，而是想着如何尽快去上学，去读书。这足以让人感佩，让人欣喜，让人振奋!“多难兴邦”，我以为正是那种在多难、大难面前保持的不屈精神，能够起到兴邦之作用。“我要读书”这四个字，就饱含着这样的精神，一种在大难面前永不屈服、乐观向上、饱含求知欲望的精神。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喜欢读书的民族是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火种就孕育、蕴含在读书声中。

　　（二）

　　我国国民有阅读习惯的人仅占总人口的5％。在图书阅读者中，2007年人均读书4．58本；而法国人均读书14本。读书数量最多的是犹太民族，每年人均读书64本。 读书不仅关乎个人的素质，更关乎一个民族的未来。犹太民族只有1300万人口，从人口数量上来说，绝对是一个弱势民族。但这个在公元70年后就失去了祖国，到处流浪，寄人篱下的民族，却产生了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依德等世界级伟人，并屹立于当今世界民族之林。追根溯源，这与犹太人崇尚读书是息息相关的。    

　　（三）

　　中国现在特别时兴“励志”图书，而许多此类图书，实际上是格言大全，空话连篇，于人于事无甚裨益。与此相似的是“鸡汤”图书，乍看像兴奋剂，读多了便成了麻醉品。还有，现在又兴起了读史和读经热。以史为鉴，当然必要。但当下的中国，比“以史为鉴”更重要的是“以西为鉴”。回顾昔日的辉煌不如直面眼前的问题，参照旧时兴衰规律不如体味现代西方国家的振兴之道。何况，观眼下一些“大师”们所讲之“史”与“经”，有不少是拾人牙慧或“戏说”、调侃类的“伪史”和“伪经”。对其局限性我们应保持清醒。

　　（四）

　　有一种人，自恃是社会主宰者，自觉对世事悟得透，玩得精，故不屑于听书本之絮絮叨叨，听作者说一些迂阔的话。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两句唐诗宋词、几个成语和几个时兴的政治术语，作为讲话时的点缀、装饰就够了。他们骨子里是瞧不起读书人的。他们与书的关系，有点儿像唐玄宗与李白的关系，需要时利用一下，不需要时就一脚踹开。

　　（五）

　　晋代陈寿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是强调多读书便于理解。唐代韩愈说：“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这是强调读书要多思考。宋代陆游说：“读书不放一字过，闭户忽惊双鬓秋。”这是强调读书要认真。宋代朱熹说：“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他又说：“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这是强调读书要用功，而且要由浅入深。

　　清代袁枚说：“读书好处心先觉，立雪深时道已传。”这是强调读书的收获是在无意中增进的。清人说：“读书如树木，不可求骤长。”强调读书是一种知识的积累，不能急于求成。

　　（六）

　　古人写诗“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写小说，动辄“闭门谢客，披阅十载”。现在有些作家，每年出好几部长篇，几十万字，个把月就完成了。把创作变成“码字”，“攒活儿”。没有对生活的日积月累，没有对人生的真知灼见，没有对文章的精心布局，没有对文字的字斟句酌，也没有对初稿的“删繁就简”、反复修改，怎么会有精品？怎么会对读者有震撼力？怎么会抵抗时间的淘汰，立于文学史册而不败？

　　（七）

　　我很佩服20世纪前半叶的那一代文化名人。他们读书多，更读得精，动不动一部大厚书就能背下来，真是了不得的功夫。

　　从钱穆的《八十忆双亲》里，知道他9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知道他14岁前就能诵《三字经》、《论语》、《孟子》、《左传》、《大学》、《中庸》、《诗经》、《礼记》、《易经》、《千家诗》、《古文观止》等；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不会知道茅盾能背诵《红楼梦》；不是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的。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八）

　　清朝嘉庆时，松江府有位秀才得了肺痨，咳嗽不止，日益消瘦，医生都说没治了。一天，他捧回来一大摞书，把自己关于屋内，对外事不闻不问，整天困了便睡，醒了便读，除了送衣食，不许人进出。开始，家人还听到他咳嗽声，慢慢地声音越来越少。两年后，秀才忽然开门出来，只见他满面红光，精神抖擞。原来，读书把病读没了。

　　读书，确实有益于祛病养生。据世界卫生组织监测中心调查，肝炎、糖尿病、脑血管病等常见病的死亡率，与患者文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文化程度越高，得病后的死亡率越低，长寿的可能性越大。另据美国人寿保险公司对年逾百岁老人的调查，其中多数人有爱好读书的习惯。在有些国家，已风行“读书疗法”。比如在意大利，医生和文学家联系，针对病人不同生理、心理疾病，精心设计出诗歌或书籍作为“配方”，进行辅助治疗，据说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