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书店和音像店的一些轻音乐、汽车音乐、瑜伽音乐都十分走俏，购买者普遍认为在平时双休日难得的闲暇时光，这些音乐都能舒缓他们紧绷的情绪，调节他们烦躁的心态。其实，也并不是都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听。

　　许多人以为音乐治疗就是听一些和你情绪相反的乐曲，这样就能起到抵消作用，但事实恰恰相反。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周教授在给我们讲述例子的同时，反复在强调一个观念性的问题，不是你抑郁了就得听《命运交响曲》，不是你失恋了就要听劲爆的摇滚乐，来宣泄情绪，也许你倒是应该听听《分手快乐》或者是《单身情歌》。

　　这就是周教授向我们灌输的一个概念：音乐治疗要“以毒攻毒”。

　　在这个过程中，要用最贴近治疗对象心境的音乐来使他感同身受，融入到音乐本身的叙述情境中去，形成强大的人与音乐交流的磁场，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转化为去建立信心的动力。同时，这也是一种自我暗示的过程。

　　“一些通常的做法是将病人聚在一起，不加引导地让他们听同一段音乐。”周教授告诉我们，这是现在动机不纯者的做法。“例如精神病人的主观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严重扭曲的，当音乐使他们沉浸于想象时，他们的想象和幻觉肯定是不同的，而治疗师很难知道每个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幻觉，因此也就无法引导。这种依样画葫芦的所谓音乐辅助治疗，害莫大矣。”

　　在灾区的这段时间里，周教授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点。每当他们演奏《回家》这首曲子时，孩子们都表现得很坚强，有时还跟着哼起调子。“并不是让他们触景生情，而是要让音乐转化成为他们的心灵伙伴，无形当中形成相互的情感交流。”周教授选择让孩子们主动地去抒发自己内心的想法。

　　此外，音乐治疗这种方式个体差异性也是很大的，所以当我们请周教授推荐几首大众的治疗音乐时，被他委婉地拒绝了。他说这要根据治疗者不同的病症来进行特殊的处理，而不能盲目地“乱开药”。灾区的孩子们来自不同的年级，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当遇见高中生时，毕竟他们的情感发育趋于成熟，在思想上比较理性，对亲情的认识也有自己的思考，所以接受能力会强些。而一些初中生他们的情感体验没有那么深刻和持久。

　　周教授告诉记者，平时他们喜欢在一起唱《外婆的澎湖湾》，并且都不按原歌词唱，而是加上了自己四川的家乡话和改编的歌词来演唱的，在他们之间也非常地流行。“我抓住了这个契机，用各种乐器给他们伴奏，他们越唱越起劲，非常地忘我和投入，把抑郁的情绪抛之脑后。”周教授在回到北京后还陆续收到他们的来信，里面都是孩子们祝福和感谢的话语。

　　对于都市人群浮躁的心态，周教授认为不应该去规定什么具体的音乐来进行自我的调节，这和音乐治疗又是两码事。因为个体存在差异性，喜好也不同，只要一个人能够坐下来静静地深呼吸，来聆听任何一首曲子，多听一些轻音乐和抒情类的歌曲，使自己能够放松心情的，这就是音乐治疗的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