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基明的喉咙哑了，他说看奥运会看的，拼着命地喊加油。

　　王基明是奉化西坞街道税务场村走出来的第一个体育专业的大学生，短跑曾经是他大学主修专业，现如今他是奉港中学体育教师兼校舞龙队的教练。让他自豪的是，他是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王正廷家族中唯一一名专业从事体育工作的后人。到现在，王基明还在为这一次没能在开幕日到北京参加奥运街头庆典而遗憾不已，他的奉港中学的舞龙队受到了官方邀请，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成行。不过，8月17日，他就率领舞龙队出征土耳其，代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参加国际文化节。

　　与王基明一样，税务场村老老少少对北京奥运会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村口广场放着的奥运直播电视机前，总是人满为患， “要是王正廷在天有灵，他一定会含笑九泉。”王正廷的后人王书斌这样说。

　　小山村走出个“中国奥运之父”

　　1882年9月8日，王正廷出生在奉化金溪乡税务场村（今属西坞街道），这里曾是清代东南沿海著名的税关所在地。四五岁时随父亲外出，到后来成为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王正廷一直远离家乡在打拼。1919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王正廷组织发起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担任了理事长一职。3年后，他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远东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后来又成为奥委会终身委员。

　　据奉化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写的《奥运先驱王正廷》一书记载，民国时期，中国曾3次参加国际奥运比赛，其中第一次是王正廷亲自选送人赴美国洛杉矶参加奥运会比赛，第二、三次是由他亲自带队赴柏林、伦敦参赛。

　　弱国无外交。1932年，一张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邀请函将王正廷与中国体育、奥林匹克运动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一边是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洲国”积极要求参加奥运，另一边是懦弱的“国民政府”决定放弃奥运参赛资格。焦点是当时著名的亚洲飞人刘长春。在拒绝了以“伪满洲国”名义参赛之后，刘长春终于得到了代表中国赴美参赛的权力。然而当时报名期限已过。于是，时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的王正廷，通过外交途径和争取国际同情的方式，迫使国际奥委会撤销了伪满洲国的报名资格，接纳中国代表团。

　　“奥委会委员是王正廷一生的荣耀，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在他的有生之年，没能在奥运赛场上看到一次国旗为登上荣誉之巅的中国运动员而升起。”村民说，如果现在他仍在世，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荣耀呀！

　　办起小学开出体育课

　　在那个民不聊生的年代，王正廷决定在家乡办学，取名务本学校，并在全国邀请了3位名师执教。当时宁波《时事公报》在报道王正廷这一义举时曾经说到：开办模范小学，实施最新教育法。而所谓的最新教育法之一，就是开设体育课，这在当时的乡村小学里实为罕见。

　　曾在务本学校读过两年书的王汝英老人回忆，学校大门外，有一个宽阔的操场，有沙坑、撑竿、单杠和吊环等，还有木球、篮球和铅球等，许多体育活动项目，当时没有听说过。所教授的三门主课除了语文、数学，还有体育。

　　几天前，记者到税务场村。村里几乎找不到有关王正廷的痕迹，只是在王正廷老宅边的一间小屋里，看到村民为王正廷家族建起了纪念牌坊，那是为了纪念王正廷后人把老宅无偿捐给村里的公益事业。在村头的聚源亭旁，有一片刚刚清理出的废墟，村民告诉记者，这曾是王正廷开办的务本小学的原址，村里正发动社会力量，决定在原址上按过去的模样再建当时的“务本小学”，作为王正廷的纪念堂。

　　奥运我们替您老参加了

　　因为北京奥运，7月份山村第一次来了外国记者。作为王氏家族年龄最长的后人，王汝英被采访次数最多。他清楚地记得，一个日本读卖新闻社的摄影记者很敬业，为了拍老宅，整整在太阳底下趴了半个多小时，说是为了抓镜头。这一天时间，从早到晚，拍了600多张照片。后来在7月31日的参考消息上，转载了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杉山佑之所写的《“中国奥运之父”百年梦想成真》的文章。对于自己名字出现在海外报纸上，老人真得很高兴，不过有些遗憾的是，“王正廷”的名字被写成了“王正延”。

　　事实上，从北京申请奥运成功的2001年起，小小的税务场村就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今年5月份，奥运圣火来到宁波传递，王国强作为中国奥运之父的家乡村支书，有幸成为宁波市第55棒火炬手，那天圣火在宁波市区传递，虽然给王国强的只有100多米，但那天全村老小赶来宁波，坐满了整整两辆大客车。

　　“税务场村和我都沾了先人王正廷的光。”王国强说，也正是这个原因，北京奥运对于村民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奥运开了，我们替您老参加了。”这是在奥运开幕当天的晚上，乡亲们站在牌坊前对王正廷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