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征集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考证资料的工作一公布，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杭州、济南、上海、天津、武汉等都在竭尽全力调查取证。各方为何要寻找这个“新中国第一”，仅仅是试图在历史研究方面有所收获？

　　事情并非这么简单。新中国成立后不到1个月，居委会组织就在全国部分地区出现，之后发展到全国。居委会的产生，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作为剥削阶级统治的基层组织形式——保甲制度，这是一项深刻的社会革命。它的组织原则，体现了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也体现了“人民民主管理城市”的理念，为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一个现实途径。今天，居民自治原则早已被写入宪法，成为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

　　追寻历史，是为了对现实有所启发。比如当时实行“委员会制”，委员的席位为７至１７人，内设工作委员会，尽量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尽可能一人一职，居民小组还可以根据需要选举副组长１人至２人协助工作。这种方式，不仅对推动群众工作基础较差的居民区很实用，而且使居民委员会通过居民小组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那时的居委会行政色彩也没有现在这么明显，居委会委员的经费属补贴性质的经费，按委员工作繁简、生活困难程度予以适当补助。

　　而当前，人口老龄化加剧，外来流动人口增加，社区居民管理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追寻历史，重新考量，汲取经验，是寻找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