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浙江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很感兴趣。不少学者认为，浙江经济现象和浙江经济活力与浙江特殊的人力资源禀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常常说，不同区域人群的个性是不一样的，如北方人豪爽，南方人细腻。不同区域群体所表现出的独特个性，对于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真有那么重要吗？

　　作为一名关注浙江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您较早地注意到浙江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因素，并用“今天的经济是昨天的文化”这样一个新的视角来试图解释浙江所形成的独特发展道路。您认为，浙江的区域文化、浙江人所具有的独特个性与浙江经济发展究竟有着何种影响和联系？

　　张仁寿：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浙江省社科院工作时开始对温州模式进行研究，后来出版了《温州模式研究》一书。在这本书中，我对温州模式的特点和成因进行了分析，开始注意到温州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因素，其实也就是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传统。此后，我在研究浙江经济现象中也认识到，它在很大程度上与浙江这个区域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以下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类似浙江的经济发展现象或民营经济的崛起壮大，没有出现在资源禀赋条件差不多或是更好的其他地区。

　　我们不应该小看区域文化传统对不同地区现实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因为，任何经济活动从根本上说都是人的活动；在决定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是最为重要的要素。人力资本由教育程度、医疗保健、劳动技能、流动性与迁移成本、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多种因素构成。尽管浙江其他资源和生产要素禀赋不足，但在人力资本上却具有比较优势，即劳动力综合素质较高。当然，就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率先发展而言，浙江的人力资本积累并不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相反，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浙江的人均受教育程度在全国排名靠后），而主要是由于具有敏锐的发现市场机会的能力，较强的组织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及敢于竞争、勇于冒险、善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和能力。

　　人们常常说，浙江人天生就有这种能力。因为这种能力是受区域历史文化传统长期的潜移默化影响而形成的。人人都说文化，但文化其实并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统一的定义。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化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产业文化、价值观念等不同层面。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制度文化、产业文化、价值观念对现实的经济发展意义更为重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及其效率的根本因素。而人的行为、人的经济活动方式是受不同的价值观念支配的。著名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甚至认为，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今天在浙江人身上所体现的文化特点，其实与浙江在历史上形成的区域文化传统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