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到一项对青少年有关中华文明历史知识的问卷调查，被调查者平均得分仅有27.69，及格的只占1.5％，这反映了青少年历史知识的严重匮乏。耐人思索的是，不是这些人不想学，被调查者表示对历史有兴趣的占七成以上，认为历史重要的竟在九成以上，对历史知识的渴求与历史知识的贫乏，形成这样大的落差，问题出在哪里？结论是“应试教育把‘活’的历史教‘死’了”。试看当今的历史教材和历史读物，那种干瘪的内容，晦涩的文字，枯燥的说教，又怎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其实，现代生活早已对这种状态作出回应。一方面是史学研究成果的读者群在流失，史学著述出版难，史学危机的呼声不绝于耳；一方面是历史剧一出场就叫好，历史小说发行火爆。这相互背反的现象说明：不是人们对史学读物无情，而是史学著述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

　　早在八十多年前，梁启超就批评帝王家谱式的史学，提倡新史学，指出史学著作要“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又说：“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如今，这种历史饥饿感在青年中已相当普遍，然而，史学工作者长期习惯于书斋式的研究，长于议论而短于生动描述，迟迟未能担当起史学成果通俗化的重任。

　　当然，史学研究有一定的规范和程式，求索的过程也是枯燥的，但是枯燥并不是学术成果的必然属性，尤其是历史，这是民众实实在在的生活行程，民族的共同记忆。史学也是人学，是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智慧的综合体，完全可以写出有声有色的雄文华章。

　　正当其时，有易中天呼啸而出，以史学家的思路，文学家的情怀，融汇正史野史、笔记小说、话本杂剧于一炉，娓娓道来三国时代的人物传奇，使人耳目一新。一时间“历史饥饿”者趋之若鹜，若痴若迷。此时此地若没有易中天，也有李中天、张中天出来，是时势造英雄，成就了易中天的声名。史学工作者应该感谢这一批先行者，促进了讲史热，为史学的通俗化打开了宽广的道路。

　　这方面我也有切身的体会，十多年前我在《学术月刊》发表过一篇《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文章，邵燕祥先生看了说，你这文章很好，有价值。又问我，能有多少人看？我算了一下说，不会超过三四十人吧。他又说，专业刊物上只是给同行看，社会效益在哪里？这无异给我猛击一掌！是呀，不讲社会效益，那辛辛苦苦地研究又为什么？作为专业研究者我已觉悟太晚，信息时代正在改变传播方式，身在学术圈子里，头要伸出圈子外，新时代的史学已从治国理政的通鉴，走向为民众服务，随着史学读者的平民化，史学研究者需要改变写作风格，能上能下，能雅能俗，使读者乐于接受学术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职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