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究竟为谁而作？似乎这是一个不成其问题的问题。只要不是自吟心曲的日记，或是一时兴起的游戏之作，抑或是友人之间传观的诗文，那你的文章就是要写给大家看的，希望向广大读者传递有关信息，抒发自己的感情、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传达自己的思想。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作者的初衷和目的。

　　人有不同的个性与资质，写出来的文章就会具有不同的风格，有如百花齐放，异彩纷呈：有些文章雄健，气势如虹；有些文章柔婉，似柳迎风。有的文章简约明快，有的文章含蓄深沉；有平实冲淡的文章，也有文采斐然的文章。在写作风格上，作者诸公尽可自由发挥，无可非议。

　　然而，无论以何种风格、方式写作，作者心里必须有读者，要随时想着：我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读者会不会明白，有多少读者会明白。

　　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的学术论著及博士论文里，晦涩难懂之处实不鲜见，由于作者不知所云，以至读者茫然不解，这几乎成为一种时弊。某些作者，其思想见解并无特别深奥精微之处，却故意使用艰深的文字、晦涩的语句，专门在字面上翻弄花样，甚至特意施展“空手道”吓人，将读者弄得晕头转向，如坠云里雾中。以史学研究领域为例，某些人以史学研究前卫者或指导者自居，装腔做势地大讲方法论一类东西，满纸腾云驾雾，大拾二道贩子倒卖后的西方牙慧，以及自己杜撰的似是而非半通不通的所谓“新概念”，将控制论、系统论方法生吞活剥地移植于历史研究，讲点让你绞尽脑汁也不清楚是何意思的话，似乎存心不让人懂，造成学术上的极大混乱。这种做法很不聪明，无异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等于将欲拜读其“大作”的读者一把推开。这岂不是违反了自己的写作目的？于人于己，皆是时间、精力上的浪费。

　　细究起来，这样的作者惯用这样的文风写作，在不必要的地方采用艰深的文字、难解的概念来自炫其博学多识，其实是一种肤浅的行为，实不足取。反之，能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艰深的内容，即所谓深入浅出，这才堪称高手，这才是以文字表情达意的正确态度。平易畅达历来是我国散文的优良传统，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内容何等渊深，而文字又何等浅近！同时代的文人扬雄，则因其“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而为后世所讥，成为不可效法的典型。

　　总之，语言既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学人们实在没有理由毫无必要地使用艰深晦涩的文句来著书立说。清晰顺畅的文辞足以表达深刻的思想，没有必要在字面上玩弄花样。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说过：“真正的艺术不需要装饰，好比一位钟情于丈夫的妻子不需要刻意打扮一样；伪装的艺术好比是妓女，它必须经常浓妆艳抹。”艺术如此，学术亦然。托翁的话很尖刻，不好听，但一针见血。良药苦口利于病，让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