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起了作用，黄本革在厂里也学会了如何讲文明礼仪，讲卫生。但一出厂门，几乎是故态复萌。

　　“有时候看到街上也有垃圾，想想反正已经脏了，也不多我一个。”黄本革和她的伙伴一样，觉得自己既然对此无能为力，不妨随意点。更何况，这既不是“我们的厂”，也不是“我们的寝室”，而是所有人的公共场所，谁也不来管，“讲文明”对他本人也没什么具体好处。

　　文明礼仪教育志愿者讲师团成员沈永迪从2005年起就参加了这项活动。一开始，沈永迪的宣讲对象是社区居民，而非新居民。他总结出一个规律，但凡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大家都很在意卫生和礼仪，对领导对亲人都很好，但对陌生人就很淡漠，有些老居民还歧视新居民，一边请人家干活，一边看不起人家。

　　“中国人看重私德，不重公德。”沈永迪说，学生在校园里是“绝对OK”的，符合文明礼仪的一切要求。但一出校门，其他人是什么样，这学生也会变成什么样，“完全判若两人。”

　　沈永迪的分析是，“校园是我们的”，或者“厂里是我们的”，或者“家里是我们的”，而校外、厂外、门外就是大家的，可以不管不顾。

　　沈永迪把这一切归结于公民精神的缺乏。大家都不把自己当主人，所以在公共场合怎么占便宜就怎么来，根本不考虑别人。一个人在校园里是学生，出了校门就不感觉是市民。到了另一个城市，就不感觉自己是国民。“心中只有小家，没有大家。”

　　这种现状的另一种表现，便是如果得了别人的帮助，不是感恩而是感觉占了便宜，心中窃喜。“比如有些老人上车，就盯着年轻人看。别人让了座，一屁股坐下去，一句‘谢谢’都没有，好像这一切理所当然。”

　　黄本革当然也有这种感觉。“刚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来平湖就是打工赚钱，然后回家。平湖就是一个赚钱的地方，好坏与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