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买的四合院里，多年旅居海外并在国际上获得广泛声誉的蔡国强，与他背后的四合院古建筑、中国瓷器形成一幅有趣的图画。

　　以火药爆破艺术著称的蔡国强，1957年生于福建泉州，1995年移居美国纽约至今。上世纪90年代以来，频繁参与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等大型展览，受多个大美术馆和城市邀请创作大型装置和爆破计划，是国际当代艺术领域中最受瞩目的艺术家之一。2007年，他的作品《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以7425万港元成交，刷新了中国当代艺术世界拍卖最高纪录。

　　二月末，蔡国强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推出的大型回顾展，让他再次成为国际艺坛的焦点。《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重要报章在大篇幅介绍展览的同时，也不忘记强调这位明星艺术家的另一个身份——奥运会开闭幕式特效设计总监。而他，也在展览开幕后的第五天就匆匆赶回北京，投入实验阶段的奥运会开闭幕式创意工作。

　　但是，蔡国强一见面就说“最好别谈奥运会”。据说，在北五环附近奥运村西侧小院中的奥运会开闭幕式运营中心，每层楼都有保安24小时全天候值勤，每个办公室的醒目位置都贴有“保密”的字条。既然不谈“秘密”，那就说说生活：因为参与奥运会创意，他先是在北京市的会议中心、招待所住了半年多，后来，干脆自己买了个四合院作为住的地方。

　　

　　问：这是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第一次举办华人艺术家的个展，一开始就想搞这么大吗？古根海姆基金会总裁托马斯·克伦斯怎么会亲自出马担当策展人？

　　蔡国强：我当然也希望他做策展人，因为他在古根海姆是掌权的，能玩得动，而要别人做的话，还要更上层的人来同意，就不一样了。比如这次九辆汽车要吊、要挂，要不是他就很难做成。最后找了一队加拿大登山运动员，才把它们拉上去。我这个展览的作品，对他们博物馆空间的挑战很大，是他们美术馆历史上动得最多的展览。

　　有一阵子克伦斯很疯狂，想全世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同时做我的个展，开幕式就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开，因为他发现我的作品太多了，这个馆太小了。但是最后没有做，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全身心在北京奥运会的工作上，连纽约做这个展览也很困难，更不用说在全世界做了。

　　问：现在大家一提你，先想到的就是卖价最高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了。

　　蔡国强：西方的学术界对卖得很贵的作品一般是持嘲笑的态度，根本不是卖得贵就怎么样。我也高兴看到现在学术界对我的作品拍卖出这个价格基本是一个中立的态度，因为我的东西摆在那边，现在有这样的价格也没有什么好吃惊的。还有，我的东西多数摆在美术馆中，在市场上、画廊上没有几件，能卖到这个价钱是因为市场上少，所以他们就抢。

　　火药画在市场上较多，一个原因是我这方面作品比较多而美术馆在吸收上没有那么快，还有一个是我要支撑我的工作室维持下去，我不清高，如果说美术馆买我的作品就能养活我的工作室，那是假话。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正常的，因为艺术圈也是一个循环的系统，收藏家喜欢我的作品也是对我的创作的一个支持，对那些美术馆来说，卖出高价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比较重要的作品就摆在他们那里。

　　问：你在设计APEC焰火表演后创作的14张火药画拍出很高的价格，那在奥运会前后也会把这次计划做成火药爆破画吗？

　　蔡国强：现在还没有做，以后也许会。其实我一直作画的，从小我想做艺术家并不是想做装置这种的，那时我想像的艺术家应该是八大山人、委拉斯开兹那样的。而今天像做社会运动一样做大的装置作品、计划是很疲惫的，所以我做这种纸上的火药画，做一些平面上的美术品，特别安慰。我觉得这样也挺好，你看我现在做的作品越来越通俗化，竹子呀什么也画。俗得一塌糊涂了。我不会因为它不是现代的就不敢做，但另一方面来说，作为当代艺术家，我知道这些不是现代艺术，这是要清楚的，可你可以让它变成现代艺术。就好像现在人家看我们做奥运会这种盛典仪式，它的挑战不是用不用火药爆破，而是能不能“跳”出那一下让庆典变得比较艺术，这就要试一试了。

　　问：当初为什么决定参加奥运会开闭幕式的竞标？

　　蔡国强：有的西方媒体问我，当接到邀请参与的电话你是什么心情，是不是非常矛盾和痛苦，他们是这样想的。我说是我自己去竞标的，我自己争取来的机会，他们还吓一跳的样子。其实我觉得参与奥运会创意，也是一个机会，让我能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化的精华在哪里，什么是它的视觉特征，什么是它的美学特征，这些思考不一定能通过奥运会传达出来，但是因为这个事情让你去思考和讨论也很不错。

　　问：那奥运会以后，你是否会离开北京？

　　蔡国强：奥运会以后还是会以纽约为中心，但是在北京有个家了。我以前为APEC做焰火表演，在上海住了半年，忙完了以后什么也没有留下，就好像鸟飞过去一样。但现在因为有这样一个四合院在，三天两头会跑回来和老朋友见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