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多次风尘仆仆回到浙江搞调查研究，对浙江的经济社会建设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在工厂车间、茶园田头、街道小巷都留下他闪光的足迹，江南的青山绿水间传颂着周恩来思乡怀亲的佳话。

　　建国初期，发展经济；

　　周恩来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边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医治战争创伤，重整河山；一边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整风运动，涤荡污泥浊水，巩固人民政权。

　　在经济建设战线，1955年夏季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党内的一些同志急于求成，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保守的斗争，使党内滋长了“左”的情绪，加上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1956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出现指标订得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急躁冒进的倾向。

　　周恩来是一个十分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及时发现了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的倾向。

　　1957年3月20日，阳光灿烂的日子。周恩来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故乡浙江。车子在解放路上缓缓而行。他透过车窗，又看到了故乡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面貌。

　　解放初期的周恩来，把经济建设作为第一件大事挂在心头。当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他提出：“经过几十年的流血牺牲，我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把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为此，周恩来倾注了满腔的热情。

　　驱车途中，周恩来不顾旅途劳累，向同车的省委领导霍士廉问这问那，两人同车畅谈，和谐而亲切。深沉的爱，使周恩来时刻牵挂着故乡的社会主义建设，牵挂着故土上的父老乡亲。

　　霍士廉谈了浙江在建项目、工农业生产形势。他说：“由于有些建设项目上得多了些，快了些，各种原材料一时供应不上，造成停工停产。”

　　“现在有一种急急忙忙往前赶的情绪。”周恩来说，“想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这种愿望是好的，但要从自己的财力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不顾实际而盲目快上。”

　　谈到各种指标问题时，周恩来说：“制定指标，要实事求是，要适当留有余地。”

　　周恩来指出：“经济计划要保证重点。”

　　话题说及当前开展整风运动和增产节约情况，周恩来听了微笑着点点头。说：“整风和节约运动是互有联系的，互为作用的。要搞好整风，也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显然，周恩来赞成政治和业务统一起来，不赞成政治运动冲击业务。他说：“增产节约运动，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扩大社会主义积累的一个重大的举措。”

　　一席话说得有情有理，霍士廉听了，豁然开朗。

　　周恩来稍作休息后，又把霍士廉找来谈话。

　　这是杭州饭店的一间普通的客房，周恩来和霍士廉促膝而谈，研究和讨论了计划指标的调整、紧缩机关编制和改进领导方法工作作风等问题。

　　建国初期，一些党和政府机关机构不断扩大，层次重叠，人浮于事，助长了官僚主义作风。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1955年，中共中央又批转国务院《关于精简国家机关改进国家机构的决定》，但是，扩大机构，增加人员的趋势并没有刹住。

　　周恩来讲了机构精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整编是机关精简节约的中心环节，也是开展增产运动的重要内容。一方面，要通过整风和增产节约运动，克服机构臃肿的现象，改变旧的工作方法，从而建立起一系列更合理更科学的工作方法，进一步改进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另一方面，通过整风和精简，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使用到生产战线上去。”

　　谈到精简的任务时，周恩来说：“要整顿机关，紧缩编制，合理调整人员。同时，要采取措施，精简会议、文件和报表。”他感叹道：“过去，一个县政府，才十几号人，发动群众，减租减息，除奸反霸，搞得红红火火。现在几十、几百人，甚至更多。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呵！”

　　霍士廉说：“浙江省级机关人员计划从1500人减至1000人。”

　　对此，周恩来表示不满意，指出：“省级机关1000人？是不是还太多？”接着提议道，“我看减至800人为好。”

　　就这样，周恩来、霍士廉娓娓而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4月10日，周恩来陪同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来到西子湖畔，下榻西泠饭店。

　　期间，霍士廉来到西泠，向周恩来汇报增产节约和精简整编情况。

　　霍士廉说：“目前，省级机关已开始精简会议、文件、报表，合理使用车辆用具，从各方面降低行政开支，厉行节约。”

　　当听到有的区、乡扩大了，干部纷纷上调，基层一级组织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受到削弱时，周恩来说：“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合作化，加强区、乡的领导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精简整编，首先要把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基层组织中去，使农业这条主战线的基层有坚强的领导，争取农业生产战线打大胜仗。”

　　周恩来说：“其他经济和文化教育战线的骨干也要配好。不论哪一条战线，下放时要尽可能发挥干部的特长。”

　　霍士廉说：“我们照总理的指示办。”

　　4月11日，周恩来陪同波兰部长会议主席将要离开杭州时，他握着前来送行的霍士廉的手说：“要摆正整风和增产节约、精简整编的关系。精简整编要积极、慎重、合理地进行，切不可草率。”

　　继而又说：“对那些思想有顾虑的下放干部，要教育他们从国家建设大局考虑，要做好耐心的思想说服工作。”

　　在周恩来的部署下，整风、精简整编和增产节约运动得到健康发展。

　　50年代中期，周恩来竭力推崇增产节约和精简整编，对缓和1956年由于冒进造成财政经济紧张，顺利完成国民经济计划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年困难时期，关心民生；

　　周恩来调查研究到杭州

　　1958年，从批评“反冒进”进而发展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泛滥，使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进入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毛泽东决心力挽狂澜，扭转困难局面。

　　1961年1月，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号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今年成为实事求是年。”

　　从1961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纷纷赴全国各地搞调查。各地省委书记们更是闻风而动。

　　1961年7月13日，周恩来陪同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到杭州会见毛泽东主席。7月15日，送走朝鲜代表团后，周恩来叫上省委领导霍士廉、警卫处王长索等几个随行人员到杭州郊区农村搞调查研究。

　　行前，霍士廉准备通知地方领导。周恩来摆了摆手，提醒说：“不要惊动父母官嘛，我们随便去一个地方。这样，我们看到的情况会真实些。”

　　据浙江省委警卫处的王长索回忆：

　　周恩来曾多次到浙江视察和搞调查研究，不论去工厂、农村，还是学校、部队，他都嘱咐随行人员，不要事先通知，而是上了车后才说。周恩来曾感叹说：“一下通知，下面就有准备，我们就看不到真实的一面，掌握不了第一手材料，调查也就成了一种摆设。”

　　就这样，周恩来轻车简从，直赴杭州郊区农村。

　　汽车朝郊外驶去。路上，周恩来对坐在身旁的霍士廉说：“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人多地少，人均土地不到一亩，要让百姓吃饱饭，一定要搞好农业，发展农业生产。”

　　农业是基础，这是周恩来基本的经济思想。

　　“老百姓有饭吃，社会才会稳定，国家才会重视建设。”稍许，周恩来自言自语地说。显然，农村、农业、农民温饱问题，在他心中有着重重的分量。

　　汽车驶出杭城一个多小时，在一个岔路口，周恩来走下车来，朝一座村庄走去。

　　这是个十几户人家的自然村，房屋错落有致。在村里，周恩来挨家挨户了解农户的储备粮，察看猪栏猪圈养的头数和粪池。令人不安的是，猪圈十栏九空。

　　在村西的一户农家里，周恩来开起了座谈会。周恩来认真地问起村里的情况，田里的收成，圈养了几头猪，一年出几担肥，鸡鸭又养了多少，等等。

　　“你们算过养猪是否有利的具体账吗？”周恩来问。

　　“没有啊。”一个农民应声回答。

　　周恩来说：“养猪好处多，猪浑身都是宝啊。”接着，他讲起养猪、吃肉和皮毛综合利用问题。“除了猪肉可食用外，猪的皮毛可以加工成皮革制品，猪粪还是一种很好的肥料呢。”

　　这时，有人插话说：“俗话说，猪多肥多，肥多粮多嘛。”

　　一个农民反映：“养猪好处是不少，但猪饲料不足，光吃革命草、水葫芦，猪不长膘。”

　　这时，周恩来对霍士廉说：“省里要有计划地留足饲料，制订出一个具体措施来，中央也想法拨一些。”

　　座谈会持续了个把小时，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农民讲了对征购任务过重、取消自留地及家庭副业等意见。

　　这天夜里，周恩来的心情始终无法平静。他和霍士廉继续谈话。话题自然是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

　　周恩来问：“现在农村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霍士廉答：“现在粮食问题比较突出。许多地方粮食产量连续减产，但国家的征购任务不但不相应减少，反而有了增加，这样，农民自留粮就减少了。许多地区粮食紧张，有些还断了档，群众不得不外出逃荒要饭。”

　　听到这话，周恩来用严肃的口吻说，“好，这就是实事求是嘛！有问题要讲嘛，不要光听好的。”

　　霍士廉继续说：“我到过嘉兴、台州的一些农村，许多社员为饥荒所迫，只得去挖野菜、采野果、剥树皮充饥，甚至吃‘观音土’。”

　　霍士廉把不久前下农村搞调查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霍士廉正谈着，陈云来了。

　　“陈云同志，嘉兴的情况怎么样？”周恩来听说陈云刚从嘉兴、湖州调查回来，便让陈云谈谈嘉兴、湖州的情况。

　　“不尽人意呵。嘉兴还有饿死人的呢。”陈云说。

　　显然，中国正在闹饥荒。

　　陈云补充说：“总理，像杭嘉湖这样的著名产粮区，断粮情况也很严重呢，真是天灾人祸啊。”

　　“吃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呵。”周恩来若有所思地说：“成都会议，体制下放，我曾和各地同志打过招呼，要大家小心。显然，不少人大意了，大意失荆州嘛！”

　　“1958年农业的跃进，有个错觉，认为粮食没有问题了。没有经验，摊子铺得大了些，现在是骑虎难下嘛！”

　　陈云说：“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是历史经验啊。”

　　一些重大决策确定之前，周恩来总喜欢听听陈云的意见。陈云认为，农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制约作用很大，发展农业生产是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出发点和基础。“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

　　以后，周恩来把陈云的这些观点概括为：“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

　　“现在要毫不迟疑地采取措施，缩短基建战线，压缩基建项目。”陈云说。

　　“要千方百计地增产粮食。”周恩来说。

　　霍士廉继续汇报说：“现在农村肥料缺乏，化肥供应不上，影响粮食产量。”

　　谈到肥料问题，陈云插话说：“解决肥料问题，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必须土洋结合，有机与无机结合。美国战后几年中，粮食增加60%。据说，一半是靠良种，一半是靠化肥。”

　　陈云建议说：“浙江的杭州、湖州、台州，800万吨的化肥厂建它十个八个。全国建它成百上千个。那时候不愁没有化肥。”强调：“一定要把化肥生产搞上去。”

　　周恩来表示完全赞许。他转身告诉霍士廉：“浙江要采取些实际措施，鼓励和调动农民的养猪积极性。要发动群众养猪种绿肥，提倡一亩一头猪。”

　　陈云打趣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肥料上去了，粮食也会跟着上去的。”

　　当霍士廉汇报到畜牧和水产养殖问题时，周恩来说：“以粮为纲，粮畜并举，全面发展嘛！我们既要重视粮食生产，又要注意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要采取奖励政策，鼓励农民多养猪，养好猪，要恢复生猪饲养量，恢复蚕桑、茶叶等多种经济作物的生产。”

　　周恩来接着说：“畜牧业的饲料问题要解决，要粗细搭配。发展畜牧不全用精饲料，要大种革命草、水葫芦，种好苜蓿等。”

　　夜已经很深了。送走陈云、霍士廉，周恩来开始批阅各地的文件、电报，直到湖上泛起青色的黎明。

　　为西湖建设建言献策；

　　周恩来提出，绿化杭州，保护环境

　　周恩来走遍了西湖的山山水水，玉皇登高，平湖赏月，虎跑品茗，三潭掬水，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提出了绿化杭州，美化西湖，为旅游事业服务的建设蓝图。

　　一溜轿车沿着湖堤，缓缓地行驶。

　　这天，周恩来乘车去汪庄。车子驶过杭州花圃，来到西山路。只见这里热火朝天，一群工人正挥舞锄头在平整山头，拆除建筑。

　　原来，上海市总工会要在这里建疗养院。周恩来一听，对省委领导说：“在这里建疗养院，有碍风景区的面貌。”他说：“要说服上海市总工会立即停止，不要在风景区修建疗养院，另外找块地给他们。”

　　由于周恩来的及时制止，后来，上海总工会疗养院改建到郊区的屏风山，上海铁路局员工疗养院迁址到九溪附近的高地上。

　　周恩来说：“我们现在建筑艺术不高，环湖搞新建筑可以慢慢来，现在西湖周围要做的是绿化工作，要多种一些有经济价值的树木。”

　　在兴建西泠饭店时，周恩来对省委领导说：“杭州处处有风景，饭店、招待所的建筑不宜搞得太华丽，朴素大方点好，既经济又适用。”

　　刘庄维修时，周恩来对整修方案提出意见。他说：“盆景不宜过多，要多种牡丹、芍药之类的花卉，要精致，要显示我国园林的特有风格。”

　　怎样建设西湖，怎样使“东方明珠”重现光彩？周恩来深深地思考着。

　　周恩来很喜欢杭州“楼外楼”，曾九次到这家菜馆。

　　1973年的秋天，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游览西湖风景。

　　周恩来与法国贵宾乘坐游艇，过三潭印月、小瀛州、湖心亭，周恩来一边眺望秀丽的西湖景色，一边讲着西湖的历史与传说。

　　在平湖秋月，周恩来目光透过舷窗，往船尾部水面眺望。隔了一会，他指着船尾部水面漂散开的一圈淡淡的油花，对省委书记铁瑛说：“现在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风景湖区都被污染了，水草枯死，鱼类绝迹，再不能游览观赏，可惜呀！”

　　周恩来说：“我们的西湖不能污染，要给我们的后代，给子子孙孙留下一个风景如画的西湖，让更多的外宾能到这胜似天堂的湖光山色之中一饱眼福。”

　　周恩来说：“你们要少用游艇，多用木桨划的小船，带篷的小帆船，这样既能使游者增添游兴，也可避免水污染，保护环境。”

　　铁瑛说：“园管部门已经试用了电瓶船，准备逐步推广。”

　　周恩来问：“哦，试用效果可好？”

　　铁瑛回答：“这种船速度快，不漏油，不污染。”

　　周恩来听了高兴得连连点头，他立起身，握着铁瑛的手，说：“这样好！这样好！”

　　下午1点多，参观完了杭州植物园后，周恩来送别蓬皮杜，在返回宾馆的路上对卫士高振普说：“去楼外楼菜馆看看，请你们在那里吃饭。”于是，两辆小轿车沿着锦带似的白堤，驶向“楼外楼”菜馆。

　　车子在离“楼外楼”菜馆200米的地方停下。因为已是午后1点多了，过了营业时间，周恩来对高振普说：“小高，你先下车去看看，问一问还卖不卖饭菜。”

　　高振普半跑着走进菜馆，向一位青年服务员询问：

　　“服务员同志，还有没有饭吃？”

　　服务员端详着眼前这个不速之客，一时没有回答。

　　“有几位？请先进来坐坐。”服务员姜松龄笑着迎了上来。

　　高振普刚要回身去请总理，就听有人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

　　说话间，周恩来已进了菜馆，大家抢着和总理握手，请总理上楼。周恩来一边走一边说：“很久没来你们菜馆了。今天我带几个人一起来你们这里吃饭。他们都是从北京来的，没到过你们菜馆。”

　　“欢迎！欢迎！请总理和同志们先坐下，我们马上备饭。”姜松龄说。

　　周恩来说：“有什么菜？”

　　姜松龄回答说：“有西湖醋鱼，干菜焖肉，霉千层等。叫花子鸡没有了，现在做来不及。”

　　周恩来说：“有西湖醋鱼就可以了，这是你们的名菜，另再配两个菜就行了。”当周恩来看见服务员金水珍在台面上布置着宴会用的餐具时，连连摇手嘱咐：“不要这样搞，饭菜做得简单一点，我们就这几个人，搞多了吃不了，浪费。”

　　金水珍赶紧泡上茶，轻轻地放在总理面前，周恩来连忙站起来同小金握手，亲切地问小金到这里有几年了，老家在哪里。当小金回答是绍兴人时，周恩来笑着说：“我也是绍兴人。我们还是老乡呢。绍兴话难听死了。”

　　就餐时，周恩来热情地招呼卫士们吃。当干菜焖肉上来时，周恩来说：“这是我们家乡菜，你们大家多吃一点。”

　　“哈哈，霉千层也上来了，这是臭的，来来，大家尝尝。”周恩来笑着说。

　　当吃到西湖醋鱼时，菜馆负责人问总理怎么样？周恩来称赞说，这种做法好，味道鲜美，同时还关心地询问，西湖水源有没有污染？并一再强调说：“要保持西湖水的清洁，保住这西湖醋鱼的美味名声。”

　　席间，周恩来偶尔抬起头，看到餐厅外有一间陈旧的小屋，便问服务员金水珍：“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厨房。”金水珍回答说。

　　这时，浙江省外办的王黎夫向周恩来汇报：“楼外楼的建筑太陈旧了，准备修建。”

　　听说菜馆要准备修建，周恩来赞同地说：“是要修一修。”指出“要照顾整个西湖的风景和孤山的环境，房子不要搞得太高太洋，要有民族特色，要中西结合，好好设计。”

　　据史料记载，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来到“楼外楼”。

　　周恩来曾经说过：“西湖环湖新建筑一定要拿出高水平的东西，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八年、十年总有一天我们要进入联合国的。现在就要想到有那么一天，联合国选中西湖，要在这里设立某一机构，或开些小型专业会议。”

　　如今，杭州西湖不仅是我国人民的游憩之所，而且是五大洲国际友人向往的胜地。西湖这颗灿烂的东方明珠正在折射出绚丽的光彩。

　　嘉业堂藏书楼，灵隐寺……

　　周恩来悉心保护中华民族文化遗产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大军过江后，陈毅率领第三野战军分兵数路向浙江挺进，奉命解放浙江。很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27军兵临吴兴城下。

　　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政府，为阻止解放大军南下，吴兴外围南浔经常有国民党飞机投弹轰炸，国民党特务也准备伺机破坏。

　　江南古镇南浔，有一座嘉业堂藏书楼。藏有宋、元刻本170多种、地方志书1200多种，以及大量的清人文集和各种史书。

　　此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下达一道命令：“嘉业堂规模宏大，藏书丰富。是我国近代著名私家藏书楼，南下大军一定要保护好，免遭反动派破坏。”

　　5月7日，周恩来致信中宣部：要保护好南浔刘氏嘉业堂藏书楼。

　　嘉业堂会不会毁于战火？正在北京的周恩来深深牵挂着……

　　部队接到命令，很快派出一个连队进驻嘉业堂，保护藏书楼。

　　当时，敌特、土匪武装活动猖獗。残余的国民党死硬分子，乘人民政权刚建立，纠集土顽惯匪，采取公开或隐蔽的方式进行反扑。一天，守卫着嘉业堂的部队遭到了土匪武装的袭击。激战中，连长不幸中弹，英勇牺牲了。

　　为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人民解放军的鲜血洒在了南浔的土地上。

　　解放后，嘉业堂成立了管理组，对书楼进行了精心保护和管理，浙江省人民政府多次拨款对藏书楼及园林进行维修，恢复了旧观旧貌。数万册珍贵图书得到妥善保管。

　　杭州不仅山水灵秀，而且遍布文物古迹，有东晋的庙宇，五代的宝塔，南宋的十景，元代的石刻等。周恩来认为，西湖的名胜古迹，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当地政府要保护这些珍贵历史文物。

　　灵隐古刹，由印度和尚慧理建于东晋咸和年间，距今已有1670多年的历史。这里千峰竞秀，溪泉清澈，亭阁古朴典雅，还有珍贵石刻。灵隐寺的天王殿，上悬“云林禅寺”匾额，为清朝康熙手笔。大殿正中坐着袒胸露腹的弥勒佛，人称“皆大欢喜”，两侧是身高8米的四大天王，俗称“四大金刚”，象征风调雨顺。弥勒佛后是佛教护法神韦陀像，这是南宋遗存古迹，整座佛身用香樟镶嵌而成，不用一枚钉子，可以一块一块地卸下，堪称奇迹。

　　解放前，灵隐寺失修，大殿主梁下塌，将殿内佛像压坏了。

　　1953年2月，周恩来在一则简报上看到杭州灵隐寺颓废不堪，很是痛心，当即指示浙江省政府采取措施，修复灵隐大殿。

　　为此，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邀请了徐森玉、赵朴初等佛教界人士共商整修方案，决定整修大雄宝殿，将殿内原三尊立佛改塑一尊佛祖座像，其他佛像贴金加彩，面目重光。

　　1954年，灵隐寺开始整修时，周恩来专门拨款90万元修葺大雄宝殿，另外又特批黄金96两为佛像点金之用。

　　在整修时，按传统姿势，佛像的脚被雕塑成交叉型。僧侣们要求佛像脚的底部向上翘着，雕塑家提出这与解剖学不符加以拒绝。

　　官司一直打到国务院，打到周恩来那里。

　　两年后，周恩来到杭州专程去灵隐寺仔细观察了佛像。“佛像是为什么地方做的？”周恩来问道：“寺庙，还是博物馆？”

　　“寺庙。”

　　“那么就按僧侣们的要求做。脚应露出，腿部须放大。”接着，他又补充说：“把他的头发改成螺旋式。佛祖是印度人，你们把他弄成像中国人的样子了。各方面都要符合佛教的传统。”

　　于是，人们对塑像样稿重新进行了修改。

　　1960年12月22日，周恩来陪同锡兰（现为斯里兰卡）总理西里玛奥·班达拉奈克夫人参观灵隐寺。

　　出天王殿，沿着古木浓郁的甬道拾级而上，巍峨壮丽的大雄宝殿迎面矗立。

　　在这里，周恩来伫立片刻，凝视大殿，侧过身对省委领导说：“灵隐寺是重要的历史古迹，你们要好好加以保护啊！”

　　周恩来、班达拉奈克夫人一行一进殿门，只见袒胸露腹的弥勒佛像端坐满团，笑容可掬，极有生趣。周恩来一一向客人作了介绍。

　　显然，周恩来对我国古代文化非常熟悉。

　　“文革”是文物古迹劫难期。

　　1966年的夏天，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冲击寺院、古墓，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杭州平湖秋月碑、虎跑的老虎塑像、岳坟的岳飞、秦桧雕像……不翼而飞。

　　8月27日，“破四旧”的黑风卷进山门，一批红卫兵冲击灵隐寺，把矛头对准“大雄宝殿”。有的高喊：“灵隐寺，宣扬封建迷信。”“砸烂灵隐寺！”一时间尘灰乱抖，乌烟瘴气。

　　为了免遭毁坏，浙江省委组织浙江大学几千名学生进行守卫，并向社会各界呼吁保护文物，得到社会广泛支持。 浙江大学学生与杭州钢铁厂工人、郊区农民一起守卫在天王殿前，阻止企图砸毁灵隐寺的红卫兵进去。

　　一派要砸烂，一派要保护，双方紧张地僵持着。相持阶段，周恩来接到浙江“灵隐古刹遭冲击，危在旦夕”的情况报告。立即下达了“灵隐寺暂加封闭”的电报指示，制止了这桩破坏文物古迹的罪行。

　　有了周恩来的一纸电文，这千年古刹才免遭劫难，得以幸存下来。事后，灵隐寺的僧侣说：“周恩来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1975年，经周恩来批准，国务院拨款90万元，黄金56两，对灵隐寺进行了第二次全面整修，加固了大殿建筑，进行了大佛内部的防虫熏蒸和石塔、经幢的防风化处理，修复了一部分飞来峰石刻造像，整修了“五十三参”海岛上的150多尊佛像，使西湖灵隐禅寺这一古迹更显雄伟壮丽。

　　周恩来三次保护了灵隐古刹。

　　光阴倏逝，世事如烟。至今，西子湖畔仍流传着周恩来保护西湖胜迹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