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文精神？

　　从历史来看，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启蒙主义所提倡的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是指对人性、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重视，以及强调如何提高人的地位，了解人的本质，其重点大部分是落在保证个人的自由发展，以与中世纪神学统治对人的压抑相抗衡。在资本主义初兴时期，人们曾经对自由贸易带来的个性解放和精神独立充满期待，以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笨重体力劳动和贫困后，人类可以得到解放和独立的空间；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热情奔放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勃兴。但是，与原来的期待相反，人类却陷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贫富两极急遽分化的世界，无休止地追求发展成为存在本身的唯一意义，无穷尽地聚敛财富、满足贪欲成了生活的目的，大部分人则为了谋生，被捆绑在无望的单调机械的劳作之中；金钱对人性的束缚代替了早期资本主义对人性解放的许诺。启蒙运动所保证的个人自由发展蜕变为对物质财富的疯狂追求。过度的物化造成了人的异化，也就是对人性的窒息与泯没。

　　中国对于“人文”的提出，最早见于《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纹理，迹象，规律)这里的人文强调的是如何将人类社会“化育”(化解培育)为一个与天地相协调的“天下”，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不是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对人性“坏”的方面加以限制和约束。如孟子所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自然人性中包含着许多兽性。因此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的目的是止于其所当止，以维持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方一些学者已经看到启蒙主义带来的危机。美国学者欧文·白璧德参照中国的人文精神提出：人若真正是人，便不能循着一般的“我”来自由扩张活动，而要以自律的功夫使这一般的“我”认识“轻重、本末”。他认为：“孔子是优于许多西方人文主义者的优秀的人文主义者。”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中庸”、“自律”等实际上已成为他所提倡的新人文主义的基本支柱，他正是以此为基础来反对以培根为代表的超乎伦理的客观科学主义，也反对以卢梭为代表的率性而为、不受道德规范的极端个人主义。但是，白璧德的理论未能阻止西方精神世界的物化发展和人性的继续泯没。

　　什么是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

　　本质主义式的答案是没有的，但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来进行思维。

　　首先，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根据这种历史观，以物质增值、破坏生态和无限消费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新人文精神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意识。它认为，人种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有自己的位置，但只有当它有助于这个生态系统时，才会有自己的价值。著名生态学家托马斯·柏励认为人是天地之心。心系大自然，为天地操心是人的天职。这正如朱熹所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要由“人”来彰显。只有通过自由创造、具有充分随机应变的自主性而又与“天”相通的“人”，“天”的活泼泼的气象才能得以体现。如果说，过去西方启蒙主义科学的基础是“重塑”自然，以符合人类面貌，那么，东方的方式则是抛弃人类可以操纵环境的想法，而重在根据环境的需要调整自身。东西方互补的生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21世纪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人文精神强调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性文明”。所谓“生活质量”就是“实际生活条件”以及“公民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如健康、和谐的社会关系，绿色自然环境等。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可持续性文明”，强调普遍人权和自然权利而不只是私有产权；强调全球合作而不是单边主义的权力滥用；强调共同体中的互相依赖而不只是个体的绝对独立自主；在这样的共同体中，获得自由，不是个人为所欲为，而是能够进入与他人之间无数种彼此依赖的关系之中；进入的共同体越多，选择权也就越大，也就有越多的自由。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当个人用自己的“自由”削弱社会共同体的时候，其结果也一定削弱自身。在儒家思想里，没有“我”能够孤立存在，或被抽象地思考，“我”是根据和其他具体个人的关系而扮演的各种角色的总和；而道家认为，整体存在于相反力量之间的关系中，它们共同互相完善。总之，新人文精神拒绝抽象自由观，而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将责任和义务观念引入自由的概念之中，揭示出自由与义务的内在联系。新人文精神所追求的不是扩大权力范围而是扩大人类的互相理解，它努力纠正第一次启蒙所错误提倡的“物质主义”以及无限制的进步论(直线的、急速的、无限的求新)和绝对化了的个人主义，目标是将人性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成就新的人性。

　　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最重要的途径是超越工具理性，呼唤审美智慧。工具理性曾为人类带来巨大的进步和财富，但同时也使人们难以摆脱以功利为目的的行为动机。审美智慧是一种建立在有机联系观念基础上，以真善美、知情意的和谐统一为指归的整合性思维。在这里，科学思维、理性思维、感性思维、宗教思维、艺术思维得以互相补充和丰富。受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现代理性是以排斥感性、情感价值和美为前提的。而审美智慧则强调和谐思维。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以“情”、“和谐”、崇尚自然之美为核心，必然在全球化语境中开发出不同于西方的全新的思想体系。

　　如果说，18世纪的启蒙以“解放自我”、追求世界普遍性为中心，那么，21世纪新人文精神所提倡的，则是尊重他者，尊重差别，提倡多元文化互补，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互补。第一次启蒙思想经过数百年现代主义的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解构运动使一切现代性多年塑造的权威和强制性的一致性思维都黯然失色，同时也使一切都离散化、零碎化、浮面化，最终只留下了现代性的思想碎片，以及一个众声喧哗、支离破碎的世界。人们在一个没有边界、混乱无序、分崩离析的世界上，成了存在主义的流浪部族，漫游在绝望中。正如里夫金在《欧洲梦》中所说，贯穿在今天的两大精神潮流，一是在一个日益物质化的世界里，寻找某种更高的个人使命的渴望；二是在一个逐渐疏离、冷淡的社会里，寻找某种共同意识的需求。他认为，这是欧洲和中国的有识之士所共同追求的。为了共存于一个日益联系紧密的世界，人类需要不断开发新的理念，在这点上，中国和欧洲会找到更多、更深层的共通之处，这共通之处就是2l世纪的新人文精神的重塑。

　　综上所述，从自然环境、科学发展、社会需求等各方面来看，人类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折。要平安度过这个转折，首先就要改变人类现有的人生观、世界观，重构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国文化是一个具有强大思想能力的文化，从来就有追求精神生活、将道德置于崇高地位的深远传统。中国文化保留着极其巨大的空间，可以展开人与自然的和解，调节理性思维与精神信仰、物质追求与审美情趣、自然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的裂断。这些中国文化固有的文化基因与现代诠释相结合，面向当代多元文化的世界，将会创造出新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与其他文化一起，共同建构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开辟一个崭新的人类历史新阶段。

　　（作者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