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正伟

　　文学老人巴金卧病在床的3年中，人们仍时刻惦念着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那段时间，慰问信、贺卡经常从各地如雪片般飞向他的病室，热情洋溢的话语和真诚的祝福跃然纸上，读来感人至深。由于巴老的家人平时忙于工作和照料巴老，他们便把给读者回信的事委托给了我。在这两年中．我究竟为读者回过多少信，连自己也记不清了。

　　在巴老的病床头挂着一串红、黄相间的千纸鹤，这是河北省保定市小学六年级学生马蕊同学寄给巴老的。那天正是巴老98华诞的日子，她在信中告诉巴老：“您一定可以活到100岁，现在我送给您10只千纸鹤，5只红色的，5只黄色的，红色代表着生命；黄色代表着幸福，我衷心地希望您能幸福地生活下去……”我每次走进巴老的病房时，只见微风轻轻地吹动着那10只千纸鹤，好似在轻轻地飞翔着，传递着读者对巴老的问候。

　　记得2001年6月2日上午，冰心的女儿吴青和女婿陈恕到华东医院看望病中的巴老。他们握住巴老的手时，巴老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里不住地嚅动着，但谁也听不清。我站立在一边，心想：巴老并不知冰心已去世，一定又在向他们问起冰心大姐了。见此情景，吴青和陈恕热泪盈眶，谁也不愿捅破这层薄薄的纸，不愿让重病中的巴老增添悲伤。面对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两年前巴老在重病中不住呼唤冰心大姐的浓浓真情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天清晨，医护人员及巴老的亲属静静地站立在巴老病床边，院长凑在巴老耳边轻轻地说着什么。原来。医院见巴老的病情有所好转，准备把他从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继续进行治疗。但此时气氛始终不能活跃起来，谁也不愿将冰心在昨晚去世的消息传入巴老耳中。过了十多天，正当医护人员在对他进行常规检查和治疗时，只见巴老张着嘴不停地嚅动着：“给冰心……打个电话。”大家心头一紧，谁也没发出声响。过后我们才得知，巴老要给冰心大姐通电话的那一刻，正是冰心亲属将冰心老人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迎回家的途中。是巧合？是心灵的感应？无论如何，冰心大姐这盏不灭的明灯仍在巴老心中亮着。

　　巴老卧病在床的3年中，在巴老身边工作的年轻护士换了一茬又一茬，她们在巴老身边时深感责任重大。但巴老始终以一颗平常人的心来协助、支持她们的工作，所以大家在巴老面前毫无拘谨之感，时常在他耳边讲讲悄悄话，有时还会开个小玩笑。调离的护士每过一段时间会来到巴老床边，握握巴老的手，讲讲新岗位工作的情况，她们都有一个共同感受：巴老是最配合治疗的病友，他的坚强令我们每一个人感动。她们都把巴老当作和蔼可亲的老爷爷。

　　每天清晨，护士来接班时，首先就会走到巴老床边握一握巴老的手，柔柔地问一句： “巴老，昨晚睡得好吗？”巴老总是微微地点点头。护士真诚地说：“上小学时就读巴老的作品了，能够护理巴老，也是我们的光荣和福气。”有的护士还特意到新华书店买来巴老的书，她们期盼着巴老在书上签名。有一段时间，为了治疗上的需要，巴老连续十多天不能进水，他干渴难忍，医务人员只能用棉签沾些水来润润他的嘴唇。每次打抗菌素点滴时，因为巴老的静脉血管太细太脆，常常刚把针头扎进血管就破了，只能另扎，有时护士要一连反复五六次才能成功，但巴老总是强忍着，从没听到他呻吟过一声。

　　巴老把生老病死看得十分淡薄，毫无忌讳。他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随想录》中的《再忆萧珊》一文中就曾写道：“……悲伤没有用。我应当振作起来，哪怕是最后一次。我还有勇气迈步走向我的最终目标——死亡。我的遗物将献给国家，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洒在园中给花树作肥料。”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便把自己珍藏的各类图书、资料、实物、手稿等分门别类地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及成都家乡等单位，他又将自己的稿酬积蓄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及希望工程。只要听到哪里发生了自然灾害，他就会主动委托身边的工作人员前去捐款。巴老虽然卧病在床，但他的子女仍在继续着父亲的善举，不时地从父亲的稿费积蓄中向灾区或希望工程捐款，然后再告诉巴老，巴老听后在床上总会微微地点头表示赞同。

　　患病不久，巴老的心情一直不是最好，一个习惯于用笔抒发情感的人，此时却手不能写，口不能说，脚不能行，整日与病床为伴，这是一件何等痛苦的事啊。在巴老病重期间，有许多读者和朋友来信问候。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生活，我写作，总离不开朋友。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相互关心，相互勉励，友情始终温暖着我的心……”在巴老的人生旅途中，靠着纯洁的友情，用生命的力量闯过了一道又一道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