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文化内涵的说服帮助总是出神入化的，蕴含艺术魅力的思想工作也有攻城拔寨的效应。魏晋南北朝时，江南的陈伯之叛梁北逃，他的好友丘迟写信相劝：“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树生花，群莺乱飞。”寥寥数语，勾起了陈伯之的思乡之情，终于回到了江南的梁朝。这是文学魅力融于情理而产生的呼应！

　　这样的故事和文字还有很多。1948年深秋，周恩来有一封《致郑洞国信》，敦促他立功自赎，从速率军起义。短短三百来字，情文并茂。结尾有话：“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10月8日写信，19日郑就放下了武器。

　　如果说这两封信都是谈政治的，那么科学史上还有一段佳话，亦颇有启示。法国医学家卡雷尔在美国获诺贝尔奖后，回欧洲讲学，被那里的同仁深情挽留，里昂大学还专门为他成立一个研究所，卡雷尔真有点舍不得离开故乡了。这时他收到美国同事但津博士的一份电报，上面只有２０个字：“几颗心还活跃地在玻璃瓶子里，等候着你的归来。”原来那是几颗鸡心，是卡雷尔为了试验心脏移植，特地用营养素培养在试瓶里的。但津博士正是选择了最易打动卡雷尔的语言——触发他的事业心，使他终于回到身边。

　　三个故事，一个启示。都是在讲说服人的道理，都是在做人的思想工作，而其中的文化底蕴，恐怕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所见的“理”不仅立意，而且词章、意境都很不凡，充满着人文气息和文学美感，有情、有理、有节，以至于打动人心的效果显得如此神奇。在人与人心灵的沟通中，文化的力量是多么奇妙，看似文弱却柔情似水，最能春风化雨，水滴石穿。

　　文化内涵之于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倒是有许多深刻的见解。他们不仅自身根植于人类文明的土壤之中，吸吮者丰富的文化乳汁而走向真理，而且更多的是身体力行，讲究思想工作艺术处理的效果。因而他们所讲的道理总使人如饮甘醪，如沐春风。还有许多科学家，如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周培源等，虽然不专司此职，但都发表过许多对于文化、艺术与科学造诣及道德关系的精辟论述。他们在做人的思想工作时，好像都能非常巧妙地找到表达道理最恰当、最深刻的形式。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都通晓做思想工作的规律，懂得“文以载道”的真谛。不仅有深刻的思想，更有广博的知识，又能掌握受众的心。如此的知性与“文化味”，往往给人一种理性的享受，也容易产生独到见解和新的联想，在人的心灵深处产生呼应和共鸣。

　　时常听到“思想工作难做”一说，难在哪里？其实并不是“道理”说得不多，而恰恰在于“说道理”的文化内涵不够。只知旗帜鲜明，不知委婉曲折；只懂理直气壮，不会刚柔并济；只知响鼓重锤，不懂轻描淡写；只会大雨倾盆，不善润物无声。思想工作的枯燥在于文化底蕴的短缺，以至于有味道、有回味的东西实在太少，无“文”载“道”也就显示不出思想工作的人性美和知性美。

　　思想工作是门“艺术”，与文化的联系最为密切。做思想工作既要敢于讲真理，因为真理是人通向理想境界的路标和灯塔，同时还要用文化来增加亮色和灿烂，因为文化正是精神文明信息的解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