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诗人陈永安的笔名叫西芒。从家乡诸暨外出打工20多年来，一边打工一边写诗，是陈永安的生活状态。至今他已创作了600多首诗歌，并出版了个人诗集。在“全国著名诗人与浙江民工诗人对话会”上，陈永安道出了他心底长久以来的困惑：像他这样的民工创作的民工诗歌，在当今文坛有着一种什么样的现状，民工诗歌路在何方？

　　北京军区政治部少将、著名军旅诗人张庞为陈永安解惑，他说：同军旅诗歌一样，民工诗歌同样是时代的产物。如果说军旅诗歌主要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产物，那么民工诗歌则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文学现象。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民工为我们国家城市的建设做了很多物质贡献，与此同时，民工诗歌也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出现在人们眼前。张庞说：“目前民工诗人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但是作为文坛一支新兴的力量，民工诗歌在开放的今天应运而生，异军突起，随着队伍的壮大，会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

　　翻阅着《浙江日报》上刊登的民工诗歌，看着参加对话会的民工诗人，张庞将军感到格外亲切，那种神情，就仿佛见到了自己的老乡一般，“我也是农民出身”，张庞将军接着便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1960年秋，张庞离开故乡，跨入了人民军队的行列，在随身带着的背包里，放着自己被出版社退回来的诗稿。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的培养教育下，张庞从一名士兵成长为一位将军，走出了一条铿锵有力的军旅人生之路。更加难得的是，在紧张忙碌的军旅生涯中，张庞不忘诗歌创作，写出了大量激情厚重的诗篇，如为纪念建党80周年而作的万行长诗《东方神话》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军旅诗歌发展到今天，是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密切相关的，而‘民工诗歌’与军旅诗歌一样，它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号角，是当今文坛‘新景观’”。

　　今年75岁的谢冕先生是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是中国新诗研究领域泰斗级的人物。谢冕高兴地说：“我下了飞机，没顾上休息就赶过来了。”

　　谢冕1980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曾经轰动一时，对当时尚不为主流文坛认可的朦胧诗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文中，谢冕指出了朦胧诗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以及它对中国新诗发展的革命性意义。有趣的是，当今的民工诗歌与当年的朦胧诗在文坛处于相似的情景，比较于各自时代的主流文学来说，民工诗歌与朦胧诗都是处在一种相对“边缘”与“弱势”的地位。如果说当年谢冕毫不犹豫地为朦胧诗鼓与呼，那么，今天他同样愿意评价民工诗歌的积极意义。“民工诗人与其他人员平等交流，共享写作，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体现。民工诗歌是一种创新，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假以时日，民工诗人里有可能会涌现出大诗人。”

　　事实上，“民工诗歌”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主要是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体的打工者的诗作，与此相类似的提法还有“打工诗歌”。“民工诗歌”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内地涌起了一股声势浩大、汹涌澎湃的打工浪潮，许多打工者背起行囊，离开故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在当时，主要是经济较为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冰冷的机器、紧张的流水线……这一切使得许多进城务工者拿起笔记录下了自己在务工生活中的所思所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描绘了进城务工者在都市生活的种种境遇，引起了诗坛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专家的口中，陈永安得知，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人像自己一样，热爱民工诗歌创作，对民工诗歌有着这么积极的评价，他感到特别高兴。